卷四十六 史部二
○正史类二
△《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事迹附载《新唐书·令狐德棻传》。延寿承其父大师之志，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尝为改定。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为纪载之疏。以今考之，《本纪》删其连缀诸臣事迹，《列传》则多删词赋，意存简要，殊胜本书。然宋、齐、梁、陈四朝九锡之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皆沿袭虚言，无关实证，而备书简牍，陈陈相因，是芟削未尽也。且合累朝之书，勒为通史，发凡起例，宜归画一。今延寿於《循吏》、《儒林》、《隐逸传》既递载四朝人物。而《文学》一传，乃因《宋书》不立此目，遂始於齐之邱灵鞠。岂宋无文学乎？《孝义传》搜缀湮落，以备阙文，而萧矫妻羊氏、卫敬瑜妻王氏先后互载，男女无别。将谓史不当有《列女传》乎？况《北史》谓《周书》无《文苑传》，遂取《列传》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则宋之谢灵运、颜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诸人何难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谓魏、隋有《列女传》，齐、周并无此篇，今又得赵氏、陈氏附备《列女》。则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难取补《列女》之阙？书成一手，而例出两岐，尤以矛陷盾，万万无以自解者矣。盖延寿当日专致力於《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如宋《路太后传》较《宋书》为详。然沈约修史，工於诋毁前朝，而不载路太后饮酒置毒之事，当亦揆以前后恩慈，不应存此异说也。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然自《宋略》、《齐春秋》、《梁典》诸书尽亡，其备宋、齐、梁、陈四史之参校者，独赖此书之存。则亦何可尽废也。
△《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表进其书，称《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为《北史》，与今本卷数符合。《文献通考》作八十卷者误也。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世居北土，见闻较近。参核同异，於《北史》用力独深。故叙事详密，首尾典赡。如载元韶之奸利，彭乐之勇敢，郭琬、沓龙超诸人之节义，皆具见特笔。出《郦道元》於《酷吏》，附《陆法和》於《艺术》，离合编次，亦深有别裁。视《南史》之多仍旧本者，迥如两手。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甚至《长孙俭》附《长孙嵩传》，《薛道衡》附《薛辨传》，遥遥华胄，下逮云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寿之叙次《列传》，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於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弘农，遂附见魏臣《杨敷传》后。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於国史哉？且《南北史》虽曰二书，实通为一家之著述。故延寿於《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南史》有传。”即互相贯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晋熙王昶传》矣，《北史》复有《刘昶传》；《南史》既有《鄱阳王宝寅传》矣，《北史》复有《萧宝夤传》；《南史》既有《豫章王综》、《乐良王大圜》传矣，《北史》复有《萧赞》（萧综入魏改名赞）、《萧大圜》传。朱修之、薛安都诸人《南史》则取诸《宋书》，《北史》则取诸《魏书》，不为删并。殆专意《北史》，无暇追删《南史》，以致有此误乎？然自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残阙不全，惟此书仅《麦铁杖传》有阙文，《荀济传》脱去数行，其馀皆卷帙整齐，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
△《旧唐书》·二百卷（内府刊本）
晋刘昫等奉敕撰。《五代史记》昫本传，不言昫撰此书，史漏略也。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儒者表昫等之长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绝。今观所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如《文宗纪》云：上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又云：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其序云云。《武宗纪》云：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又云：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於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云云。）《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传》祇载历官所至及责让诏词，不及一事，《朱朴传》祇载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按《崇文总目》，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於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复於纪志传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为《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续增，规模未改。昫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观《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此因仍前史之明证也。至长庆以后，史失其官，无复善本。昫等自采杂说传记排纂成之，动乖体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杨朝晟传》，卷一百四十四复为立传；《萧颖士》既附见於卷一百二，复见於卷一百九十《文苑传》；宇文韶《谏猎表》既见於卷六十二，复见於卷六十四；蒋乂《谏张茂宗尚主疏》既见於卷一百四十一，复见於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条议，亦多同《列传》之文。盖李崧、贾纬诸人各自编排，不相参校。昫掌领修之任，曾未能钩稽本末，使首尾贯通，舛漏之讥，亦无以自解。平心而论，盖瑕瑜不掩之作。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皆偏见也。我皇上独秉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於我为前辈，且於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於《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表》、《志》题修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於修与祁。又《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亦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自称事增於前，文省於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蒐及小说，而至於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於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记》，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至於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麈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牴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吴缜撰。缜字廷珍，成都人，尝以朝散郎知蜀州，后历典数郡，皆有惠政。其著此书，专以驳正《新唐书》之讹误，凡二十门，四百馀事。初名《纠谬》，后改为《辩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於湖州，仍题曰《纠谬》，故至今尚沿其旧名。王明清《挥麈录》，称欧阳修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晁公武尝引张九龄为相事，谓其误有诋诃。今观其书，实不免有意掊击。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一条，至历指偏傍点画之讹，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传》至《苏定方传》凡六条，皆全脱，而错入第六卷郑潜曜姓不同以下四条之文。重复舛误，已非完书。独两淮所进本尚属南宋旧椠，其《柳宗元传》六条，原文具在。谨据以订正焉。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考晁公武《读书志》云：“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没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止用欧阳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於《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恭逢圣朝右文稽古，网罗放佚，零缣断简，皆次第编摩。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徵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以补其阙。遂得依原本卷数，勒成一编，晦而复彰，散而复聚，殆实有神物呵护，以待时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司天》、《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徵，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於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於偏废。昔修与宋祁所撰《新唐书》，事增文省，足以括刘眗旧书。而眗书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谨考次旧文，釐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僣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为《目录》二卷。而蒐罗排纂之意，则著於《凡例》，兹不赘列焉。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故当时未上於朝。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诸家攻驳，散见他书者无论。其特勒一编者，如吴缜之《五代史纂误》、杨陆荣之《五代史志疑》，引绳批根，动中要害，虽吹求或过，要不得谓之尽无当也。然则《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尊此一书，谓可兼赅五季，是以名之轻重为史之优劣矣。且周官太史掌国之六典，汉法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史之所职，兼司掌故。八书十志，迁、固相因。作者沿波，递相撰述。使政刑礼乐，沿革分明，皆所谓国之大纪也。修作是书，仅《司天》、《职方》二考，寥寥数页，馀概从删，虽曰世衰祚短，文献无徵，然王溥《五代会要》，搜辑遗编，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经修编录，乃至全付阙如。此由信《史通》之谬谈，（刘知几欲废表志，见《史通》《表历》、《书志》二篇）成兹偏见。元纂宋、辽、金三《史》，明纂《元史》，国朝纂《明史》，皆仍用旧规，不从修例。岂非以破坏古法，不可以训乎？此书之失，此为最大。若不考韩通之褒赠（案宋太祖褒赠韩通敕，今载《宋文鉴》中），有所讳而不立传者，一节偶疏，诸史类然，不足以为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故具论如右，俾来者有所别白。其注为徐无党作，颇为浅陋，相传已久，今仍并录之焉。
△《五代史记纂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缜撰。案周密《齐东野语》曰：“刘羲仲，道原之子也。（案道原，刘恕之字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摘欧公《五代史》之讹，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公曰：‘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千百载之事，其间岂无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其后耳’”云云。据其所说，似乎此书为刘羲仲作。然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五卷，《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三卷，虽卷数小异，然均题缜作，不云羲仲。又密引《挥麈录》之言，亦称缜有此书，而不辨其为一为二。（案《挥麈录》所云乃《新唐书纠谬》，此引为《五代史误》。）则密亦自疑其说。盖传闻异词，不足据也。是书南渡后尝与《新唐书纠谬》合刻於吴兴，附《唐书》、《五代史》末。今《纠谬》尚有椠本流传，而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颇载其文，采掇裒集，犹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称所列二百馀事，今检验仅一百十二事，约存原书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皆讹漏之甚者。至徐无党注，不知参核事迹，寥寥数语，尤属简陋。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章如愚《山堂考索》亦具列纪传不同各条，以明此书之不可以不作。未可遽以轻议前修，斥其浮薄。至如所称《唐明宗纪》“赵凤罢”一条，徐无党注中“忘其日”三字，检今本无之。又《晋出帝纪》“射雁于繁台”句，今本并无“雁”字。《周太祖纪》之“甲辰”当作“甲申”，今本亦正作“甲申”，不作“甲辰”。缜既纠修误，不应竟构虚词。或后来校刊《五代史》者，因其说而追改之耶。谨依《宋史》目次，釐为三卷。其间有与薛《史》同异者，并略加附识於下，以备考证焉。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其《总目》题《本纪》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实为《世家》六卷，《总目》未列，盖偶遗也。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馀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柯维骐《宋史新编》，仅引《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中谔数事，未能旁及。其后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编》，综核前后，多所匡纠。如谓《高宗纪》绍兴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传》作七月见於内殿。《朱倬传》宣和五年登进士第，据《徽宗纪》则宣和六年策进士是为甲辰科，实非五年。此纪传之互异也。《宋准传》云：“李昉知贡举，擢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取舍非当，太宗怒，召准覆试后，遂行殿试。”据《选举志》则开宝六年御殿给纸笔，别赐殿试，遂为常制。是太祖时事误作太宗。《苏舜钦传》云：“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匦通疏。”据《五行志》则地震在宝元元年。康定止一年，无地震事。此志传之互异也。《杜太后传》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而《杜审琦传》则云：“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审琦居长。”又《太后传》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据《廷美传》，则其母为陈国夫人耿氏。《张浚传》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据《韩世忠传》，世忠乃左军统制，非后军统制。（案：《本纪》后军统制为张焕。《纪》又云后军将孙琦等作乱，逼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不言世忠。）又《滕康传》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复论世忠无赫赫功，诏降世忠一官。是奏夺世忠观察使者乃滕康，非张浚。此传文前后之互异也。讥《宋史》者谓诸传载祖父之名而无事实，似志铭之体；详官阶之迁除而无所删节，似申状之文。然好之者或以为世系官资，转可藉以有考。及证以他书，则《宋史》诸传多不足凭。如《晁补之传》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据黄庭坚为补之父端友撰《志铭》云：“晁氏世载远矣。有讳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谥文元。君之曾王父，讳迪，赠刑部侍郎。王父讳宗简，赠吏部尚书。父讳仲偃，库部员外郎，刑部视文元母弟也。”是补之实非迥五世孙。又《晁迥传》云：“迥子宗悫。”据曾巩《南丰集》，宗悫父名遘。是补之实非宗悫曾孙。《谢绛传》云：“祖懿文，父涛。”据范仲淹撰《谢涛志铭》“懿文生崇礼，崇礼生涛，涛生绛”。是谢绛实为懿文曾孙。然则所述世系，岂足尽信哉？《洪迈传》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赣州，辛卯岁饥，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淳熙改元，进焕章阁学士。”据《本纪》，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言，则淳熙改元当作绍熙改元。乾道无十三年。《传》云辛卯岁饥为乾道七年，则十三年上当加“淳熙”二字。又迈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赞》、《姑孰帖》尚在太平，而传文阙载。然则所叙官资，又岂可尽信哉？至於宋师伐辽，高凤以易州来归，见《北盟会编》。而《宋史》误作郭药师。绍兴中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见《宰辅编年录》。而《宋史》误作忠武军。失载王坚之守城不降，与林同之题壁自尽。忠义之士，尚多阙落，尤为疏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驳，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后复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举也。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止载周彦等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更无一人。是其明证。至於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之证明，而此书仍作“以城降”。李澣终於辽，未尝人宋，见《辽史》本传，而此书仍附於《李涛传》。是於久列学官之书，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证，则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至正三年四月，诏儒臣分撰，於四年三月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考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於境内；有传於邻境者，罪至死。（见沈括《梦溪笔谈》僧行均龙龛手镜条下。）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澌灭无遗。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故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见闻既隘，又蒇功於一载之内，无暇旁搜，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支右诎，痕迹灼然。如每年游幸，既具书於《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於《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於《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於《纪》、《志》、《表》矣，复屡书於《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东都事略》载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大辽”。考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今尚在古尔板苏巴尔汉。其文称“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云云。与王偁所记合，而此书不载。是其於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寿昌。洪遵《泉志》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祚，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而此书作“寿隆”。殊不思圣宗讳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何至纪元而犯祖讳？考今兴中故城（即古尔板苏巴尔汉，译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称三座塔云）东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灵岩寺碑》，称寿昌初元，岁次乙亥。又有《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称寿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称寿昌四年七月。均与洪遵所引合。又《老学菴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於制度有遗阙也。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如《宋史》载太平兴国七年战於丰州，据此书则云“宋使请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据此书则云保裔被擒而降，后为昭顺军节度使。审其事势，《辽史》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举人，是书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於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国语解》先后次第与《目录》有不合者，亦悉为釐正。又补辑辽境四至，及风俗物产诸条於后。其中如刘守光自为节度使，《唐书》及《五代史》列传载之最详，乃独取《资治通鉴》一条。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国志》，亦仅引《通鉴》。王都破唐兵，《五代史》与诸书互有同异，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国志》叙次最悉，乃独取《松漠纪闻》数言。保大以后，辽事载於《宋史》纪传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类，皆颇有所遗。又兰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於泛滥。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疏略於《辽》。鹗采摭群书，至三百馀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其补唐中和诸人之传，及《礼志》之补幡胜、《乐志》之补聒帐、《舆服志》之补金冠窄袍、《食货志》之补赋税名目，皆采辑散佚，足备考证。鹗《樊榭诗集》中自称所注《辽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国史注》，亦不诬也。至於卷末《国语解》，对音舛误，名义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译，故因仍故牍，致失其真。鹗虽釐正其次第，而索伦旧语，既非所知，故旧史驳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国语》悉蒙钦定，一洗前代之讹，足以昭示万古。鹗所附赘，存而不论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徵文考献，具有所资。即如大金吊伐一录，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五年废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於故府案牍者具有年月，得以编次成书。是自开国之初即已遗闻不坠。《文艺传》称元好问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於张，愿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片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称刘祁撰《归潜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且考托克托等《进书表》，称张柔归《金史》於其前，王鹗辑金事於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如载《世纪》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显宗於《世纪补》，则酌取《魏书》之例。《历志》则采赵知微之《大明历》，而兼考浑象之存亡。《礼志》则掇韩企先等之《大金集礼》，而兼及杂仪之品节。《河渠志》之详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叙建国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条理。《食货志》则因物力之微，而叹其初法之不慎。《选举志》则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进之末弊。《交聘表》则数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险，不能自强。皆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卓然有良史之风。惟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如杨朴佐太祖开基，见於《辽史》，而不为立传。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见《北盟会编》。渖王宗弼之遗令处分，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有关国政，而本传不书。海陵之失德既见於《本纪》，而诸嬖之猥亵，复详述於《后妃传》。王伦以奉使被留，未尝受职，而传列於《郦琼》、《李成》之后。《张邦昌传》既云《宋史》有传，事具《宗翰》等传，而复引《本纪》之文，列於《刘豫》之前。皆乖体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於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然《宋史》载两国兵事，多采摭宋人所记，不免浮词。如采石之战，其时海陵士卒，闻大定改元，离心自溃。虞允文攘以为功，殊非事实。此书所载，独得其真。泰和以后诸臣传，尤能悉其情事。盖好问等得诸目睹，与传闻异词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阙文，盖明代监版之脱误。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云。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顾炎武《日知录》摘其《赵孟頫》诸传，备书上世赠官，仍志铭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参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牍之语，失於翦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谓其急於成书，故前后复出。因举其一人两传者，条其篇目，为仓猝失检之病。然《元史》之舛驳不在於蒇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考徐一夔《始丰稿》，有《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廑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也”云云。则是书之疏漏，未经属草以前，一夔已预知之，非尽濂等之过矣。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至於《姚燧传》中述其论文之语，殆不可晓。证以《元文类》，则引其《送畅纯甫序》，而互易其问答之辞，殊为颠倒。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是则濂等之过，无以解於后人之议者耳。《解缙集》有《与吏部侍郎董伦书》，称《元史》舛误，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故有是命欤？若夫《历志》载许衡、郭守敬之《历经》、李谦之《历议》，而并及《庚午元历》之未尝颁用者，以证其异同。《地理志》附载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分注於下。《河渠志》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御河，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龙山河道，并详其缮濬之宜，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穀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淳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釐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窅。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釐然有当於心，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圣朝考文之典，洵超轶乎万禩矣。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成，表进。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其《进表》有曰：“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於金石，罗耆俊於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盖康熙十八年始诏修《明史》，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浩繁，异同岐出，递相考证，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於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辑。十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馀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盖雍正二年诏诸臣续蒇其事，至是乃成书也。”又曰：“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帏，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纪》未成，馀皆排比粗就，较诸家为详赡，故因其本而增损成帙也。其间诸《志》，一从旧例，而稍变其例者二：《历志》增以图，以历生於数，数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线，今密於古，非图则分刌不明；《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於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覆申明，於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盖以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於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乙酉以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綍，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
──右“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九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注释诸史之书，皆各从其类。惟《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以有《汉书》而后考及《史记》，是由《汉书》作也。《两汉刊误补遗》附《后汉书》后，后及见前，前尚未及见后也。若茅国缙、蒋之翘之《晋书》，删改原文。《宋史新编》之属，非其本书。《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亦增益於本书之外。如斯之类，则均入《别史》焉。）
○正史类存目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洪遵撰。遵，字景严，鄱阳人，皓仲子，官至同知枢密院事，谥文安，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前有《自序》，称手录司马迁《史记》一帙，尽汰去杨惲、褚少孙等所补十篇，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语，而以己所校定者录於下方。此其书前凡例也。考诸家目录，皆不载遵有此书。诸家言史学者，如《汉书刊误》、《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俱表表於世。自宋以来，亦从无引及此本者。今观其所刊正，不尽无理。而云得司马迁名山所藏真本，与今本核其异同，知其孰为杨惲所增，孰为褚少孙所补，则三洪皆读书人，断不谬妄至此。岂有由汉及宋，尚有司马迁真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邪？其为明季妄人托名伪撰，殆无疑义。且既谓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异，某篇自某处至某处删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删若干字，直以全书悉载例中，可使人按例而涂乙之，即得真本，无庸更有全书矣。此尤作伪之一证也。
△《史记琐琐》·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敬《山草堂集》，不详卷数，亦未见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种也。取《史记疑义》略为考正训释，然多臆撰。如《殷本纪》西伯伐饥国，盖“黎”、“饥”古字假借，乃云《书》作“伐黎”，黎，饥色也。《书》曰：“黎民阻饥，为其民失养而吊伐之。”然则黎民於变时雍又当何解？又《周本纪》轻吕之剑谓即赤刀、龙漦谓即龙溺。《项羽本纪》楚歌为激楚之音。皆漫无根据，不足信也。
△《史诠》·五卷（内府藏本）
明程一枝撰。一枝字巢父，休宁人。是编专释《史记》字句，校考诸本，颇有发明。惟参杂时人评语，颇近乡塾陋本。体例亦有过於胶固者，如欲据《荀子》、《乐记》删改《礼书》、《乐书》之类，皆不可据为定论也。
△《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倪思撰，刘辰翁评。辰翁，字会孟，庐陵人。景定壬戌廷试对策，忤贾似道，置丙第，遂以亲老请掌濂溪书院。后召入史馆，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后隐居以终。其文集散佚，仅存《四景诗》及《须溪记钞》，盖不及十分之一。今从《永乐大典》裒辑遗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评诸书尚传，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实於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於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杨士奇《跋》，以为臻极精妙，过矣。旧无专刻，仅附倪思书以行。然究为以辰翁之书乱思之书，故有疑《班马异同》即为辰翁作者。（语详《班马异同》条下。）今各著录，俾两不相淆焉。
△《史汉方驾》·三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许相卿编。相卿，字台仲，海宁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因倪思原本稍为釐订，改题此名。《陈胜》、《英布》二传，思书偶遗，此补缀所阙。他如《卫青霍去病传》附录诸将，《汉书》别自立传。与《史记》文不相袭者，思书删去。此皆掇拾所遗。其先后次第，改从司马贞《索隐》，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书《史记》大书，《汉书》细书，文相连属，但以字形广狭为分，颇易混淆。又字旁钩勒，传写尤舛误。相卿变其体例。以《史》、《汉》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於右；《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於左。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所列评语，亦因刘辰翁之本稍为损益，颇不及旧文。又旧文皆标置简端。相卿意取便览，或移附句旁，如批点时文之例。反参错难观，则未免於不善变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有《易互》，已著录。欧阳修作《五代史》，多仿《春秋》书法。自谓是非之旨，不谬於圣人。然褒贬谨严，而事迹或在所略。故重复舛漏，间亦不免。吴缜作《五代史纂误》，颇纠其讹。其本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诏编纂，始排比成帙。陆荣此编，成於康熙庚子，盖未睹缜书，故以意研求，摘其疏谬。如《梁太祖本纪》谓洹水之战，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传》不载其名。唐昭宗遘难以后，不书立昭宣帝，则《纪》中前后所称天子，不可辨别。《晋出帝纪》谓马全节战於榆林，两军俱溃，其一军不知为谁，又与附录所载榆林之战全不相合。瀛州之战，书梁汉璋败绩、王清战死，附录则书汉璋战死，而不及清。《唐太祖兄弟传》所载太祖有四弟：克让、克修、克恭、克宁，而《李嗣昭传》乃有太祖弟克柔。《唐庄宗诸子传》谓五子继岌、继潼、继嵩、继蟾、继峣，而《刘后传》乃多一幼子满喜。《晋出帝家人传》漏延煦母楚国夫人丁氏，而《张延泽传》中乃有之。《汉隐帝家人传》漏耿夫人，而《杨邠传》中乃有之。《王景仁传》以朗王存之子友宁为梁太祖子。《罗绍威传》以兄守文为弟守文。《白再荣传》李崧、和凝留镇州时，契丹已北归，不应云随契丹留。《安重荣传》谓其祖父皆为刺史，不应云暴至富贵。《刘昫传》不应漏修《唐书》。皆颇有考订。然其馀不过争文句之繁简，论进退之当否，毛举细故，往往失当。大抵惟就本书之中，互相校勘。所引他书，仅茅坤《五代史钞评》一条，此外更无旁证也。
△《宋史偶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梦原撰。梦原，字希宪，秀水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张秋。其书乃读《宋史》时随笔摘录，又他书所见可以参考者附之。间加评断，亦甚寥寥。盖当时强授梨枣，以充书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
──右“正史类”七部、八十五卷，皆附《存目》。
（案：凡考注一代之史者，虽工拙有殊，然非淹贯全书，则不能论著。不比语录之类，人人皆可成编。故撰述者无多，即存目之书亦寥寥可数。）
△《南史》·八十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事迹附载《新唐书·令狐德棻传》。延寿承其父大师之志，为《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尝为改定。宋人称延寿之书删烦补阙，为近世佳史。顾炎武《日知录》又摘其《李安民》诸传一事两见，为纪载之疏。以今考之，《本纪》删其连缀诸臣事迹，《列传》则多删词赋，意存简要，殊胜本书。然宋、齐、梁、陈四朝九锡之文、符命之说、告天之词，皆沿袭虚言，无关实证，而备书简牍，陈陈相因，是芟削未尽也。且合累朝之书，勒为通史，发凡起例，宜归画一。今延寿於《循吏》、《儒林》、《隐逸传》既递载四朝人物。而《文学》一传，乃因《宋书》不立此目，遂始於齐之邱灵鞠。岂宋无文学乎？《孝义传》搜缀湮落，以备阙文，而萧矫妻羊氏、卫敬瑜妻王氏先后互载，男女无别。将谓史不当有《列女传》乎？况《北史》谓《周书》无《文苑传》，遂取《列传》中之《庾信》、《王褒》入於《文苑》。则宋之谢灵运、颜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诸人何难移冠《文苑》之前？《北史》谓魏、隋有《列女传》，齐、周并无此篇，今又得赵氏、陈氏附备《列女》。则宛陵女子等十四人何难取补《列女》之阙？书成一手，而例出两岐，尤以矛陷盾，万万无以自解者矣。盖延寿当日专致力於《北史》，《南史》不过因其旧文，排纂删润。故其减字节句，每失本意。间有所增益，又缘饰为多。如宋《路太后传》较《宋书》为详。然沈约修史，工於诋毁前朝，而不载路太后饮酒置毒之事，当亦揆以前后恩慈，不应存此异说也。延寿采杂史为实录，又岂可尽信哉？然自《宋略》、《齐春秋》、《梁典》诸书尽亡，其备宋、齐、梁、陈四史之参校者，独赖此书之存。则亦何可尽废也。
△《北史》·一百卷（内府刊本）
唐李延寿撰。延寿表进其书，称《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为《北史》，与今本卷数符合。《文献通考》作八十卷者误也。延寿既与修《隋书》十志，又世居北土，见闻较近。参核同异，於《北史》用力独深。故叙事详密，首尾典赡。如载元韶之奸利，彭乐之勇敢，郭琬、沓龙超诸人之节义，皆具见特笔。出《郦道元》於《酷吏》，附《陆法和》於《艺术》，离合编次，亦深有别裁。视《南史》之多仍旧本者，迥如两手。惟其以姓为类，分卷无法。《南史》以王、谢分支，《北史》亦以崔、卢系派。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甚至《长孙俭》附《长孙嵩传》，《薛道衡》附《薛辨传》，遥遥华胄，下逮云仍，隔越抑又甚矣。考延寿之叙次《列传》，先以魏宗室诸王，次以魏臣，又次以齐宗室，及齐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於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至於杨素父子，有关隋室兴亡，以其系出弘农，遂附见魏臣《杨敷传》后。又魏收及魏长贤诸人，本非父子兄弟，以其同为魏姓，遂合为一卷，尤为舛迕。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於国史哉？且《南北史》虽曰二书，实通为一家之著述。故延寿於《裴蕴传》云：“祖之平，父忌，《南史》有传。”《王颁传》云：“父僧辨，《南史》有传。”即互相贯通之旨也。乃《南史》既有《晋熙王昶传》矣，《北史》复有《刘昶传》；《南史》既有《鄱阳王宝寅传》矣，《北史》复有《萧宝夤传》；《南史》既有《豫章王综》、《乐良王大圜》传矣，《北史》复有《萧赞》（萧综入魏改名赞）、《萧大圜》传。朱修之、薛安都诸人《南史》则取诸《宋书》，《北史》则取诸《魏书》，不为删并。殆专意《北史》，无暇追删《南史》，以致有此误乎？然自宋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残阙不全，惟此书仅《麦铁杖传》有阙文，《荀济传》脱去数行，其馀皆卷帙整齐，始末完具。徵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
△《旧唐书》·二百卷（内府刊本）
晋刘昫等奉敕撰。《五代史记》昫本传，不言昫撰此书，史漏略也。自宋嘉祐后，欧阳修、宋祁等重撰新书，此书遂废。然其本流传不绝。儒者表昫等之长以攻修、祁等之短者亦不绝。今观所述，大抵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如《文宗纪》云：上每诵杜甫《曲江行》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乃知天宝以前，曲江四岸皆有行宫台殿、百司廨署。又云：户部侍郎判度支王彦威进所撰《供军图略》，其序云云。《武宗纪》云：右庶子吕让进状，亡兄温女太和七年嫁左卫兵曹萧敏，生二男，开成三年敏心疾乖忤，因而离婚，今敏日愈，却乞与臣侄女配合。又云：御史台奏：据三司推勘吴湘狱，谨具逐人罪状如后，扬州都虞候卢行立、刘群於会昌二年五月十四日于阿颜家吃酒云云。）《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如《夏侯孜传》祇载历官所至及责让诏词，不及一事，《朱朴传》祇载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末。）所谓繁略不均者，诚如宋人之所讥。按《崇文总目》，初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讫於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兢旧本，更加笔削，刊去《酷吏传》，为纪、志、列传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后，史官于休烈又增《肃宗纪》二卷。史官令狐峘等复於纪志传随篇增辑，而不加卷帙。为《唐书》一百三十卷。是《唐书》旧稿，实出吴兢。虽众手续增，规模未改。昫等用为蓝本，故具有典型。观《顺宗纪·论题史臣韩愈》、《宪宗纪·论题史臣蒋系》，此因仍前史之明证也。至长庆以后，史失其官，无复善本。昫等自采杂说传记排纂成之，动乖体例，良有由矣。至於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杨朝晟传》，卷一百四十四复为立传；《萧颖士》既附见於卷一百二，复见於卷一百九十《文苑传》；宇文韶《谏猎表》既见於卷六十二，复见於卷六十四；蒋乂《谏张茂宗尚主疏》既见於卷一百四十一，复见於卷一百四十九。《舆服志》所载条议，亦多同《列传》之文。盖李崧、贾纬诸人各自编排，不相参校。昫掌领修之任，曾未能钩稽本末，使首尾贯通，舛漏之讥，亦无以自解。平心而论，盖瑕瑜不掩之作。党新书者必谓事事胜旧书，党旧书者又必谓事事胜新书，皆偏见也。我皇上独秉睿裁，定於正史之中二书并列，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论史诸家可无庸复置一议矣。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宋祁等奉敕撰。其监修者则曾公亮，故书首《进表》以公亮为首。陈振孙《书录解题》曰：“旧例修书，止署官高一人名衔。欧公曰：‘宋公於我为前辈，且於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遂於《纪传》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逊，故书中《列传》题祁名，《本纪》、《表》、《志》题修名。”然考《隋书》诸志，已有此例，实不始於修与祁。又《宋史·吕夏卿传》，称《宰相世系表》夏卿所撰，而书中亦题修名，则仍以官高者为主。特诸史多用一人，此用二人为异耳。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自称事增於前，文省於旧。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而未明其所以然。今即其说而推之，史官记录，具载旧书，今必欲广所未备，势必蒐及小说，而至於猥杂。唐代词章，体皆详赡，今必欲减其文句，势必变为涩体，而至於诘屈。安世之言，所谓中其病源者也。若夫《史》、《汉》本纪，多载诏令，古文简质，至多不过数行耳。唐代王言，率崇缛丽，骈四俪六，累牍连篇。宋敏求所辑《唐大诏令》，多至一百三十卷。使尽登《本记》，天下有是史体乎？祁一例刊除，事非得已，过相訾议，未见其然。至於吕夏卿私撰《兵志》，见晁氏《读书志》；宋祁别撰纪志，见王得臣《麈史》。则同局且私心不满。书甫颁行，吴缜《纠谬》即踵之而出。其所攻驳，亦未尝不切中其失。然一代史书，网罗浩博，门分类别，端绪纷拏。出一手则精力难周，出众手则体裁互异。爰从三史以逮八书，牴牾参差，均所不免。不独此书为然。吕宋之书，未知优劣。吴缜所纠，存备考证则可。因是以病新书，则一隅之见矣。
△《新唐书纠谬》·二十卷（两淮盐政采进本）
宋吴缜撰。缜字廷珍，成都人，尝以朝散郎知蜀州，后历典数郡，皆有惠政。其著此书，专以驳正《新唐书》之讹误，凡二十门，四百馀事。初名《纠谬》，后改为《辩证》。而绍兴间长乐吴元美刊行於湖州，仍题曰《纠谬》，故至今尚沿其旧名。王明清《挥麈录》，称欧阳修重修《唐书》时，缜尝因范镇请预官属之末。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鞅鞅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晁公武尝引张九龄为相事，谓其误有诋诃。今观其书，实不免有意掊击。如第二十门字书非是一条，至历指偏傍点画之讹，以讥切修等。大都近于吹毛索瘢。然欧、宋之作新书，意主文章，而疏于考证。抵牾踳驳，本自不少。缜《自序》中所举八失，原亦深中其病，不可谓无裨史学也。今世所行刊本，第二十卷《柳宗元传》至《苏定方传》凡六条，皆全脱，而错入第六卷郑潜曜姓不同以下四条之文。重复舛误，已非完书。独两淮所进本尚属南宋旧椠，其《柳宗元传》六条，原文具在。谨据以订正焉。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考晁公武《读书志》云：“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没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止用欧阳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於《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恭逢圣朝右文稽古，网罗放佚，零缣断简，皆次第编摩。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徵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以补其阙。遂得依原本卷数，勒成一编，晦而复彰，散而复聚，殆实有神物呵护，以待时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司天》、《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徵，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於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於偏废。昔修与宋祁所撰《新唐书》，事增文省，足以括刘眗旧书。而眗书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谨考次旧文，釐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僣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为《目录》二卷。而蒐罗排纂之意，则著於《凡例》，兹不赘列焉。
△《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内府刊本）
宋欧阳修撰。本名《新五代史记》。世称《五代史》者，省其文也。唐以后所修诸史，惟是书为私撰，故当时未上於朝。修殁之后，始诏取其书，付国子监开雕，遂至今列为正史。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诸家攻驳，散见他书者无论。其特勒一编者，如吴缜之《五代史纂误》、杨陆荣之《五代史志疑》，引绳批根，动中要害，虽吹求或过，要不得谓之尽无当也。然则《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尊此一书，谓可兼赅五季，是以名之轻重为史之优劣矣。且周官太史掌国之六典，汉法亦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史之所职，兼司掌故。八书十志，迁、固相因。作者沿波，递相撰述。使政刑礼乐，沿革分明，皆所谓国之大纪也。修作是书，仅《司天》、《职方》二考，寥寥数页，馀概从删，虽曰世衰祚短，文献无徵，然王溥《五代会要》，搜辑遗编，尚裒然得三十卷，何以经修编录，乃至全付阙如。此由信《史通》之谬谈，（刘知几欲废表志，见《史通》《表历》、《书志》二篇）成兹偏见。元纂宋、辽、金三《史》，明纂《元史》，国朝纂《明史》，皆仍用旧规，不从修例。岂非以破坏古法，不可以训乎？此书之失，此为最大。若不考韩通之褒赠（案宋太祖褒赠韩通敕，今载《宋文鉴》中），有所讳而不立传者，一节偶疏，诸史类然，不足以为修病也。修之文章，冠冕有宋。此书一笔一削，尤具深心，其有裨於风教者甚大。惟其考证之疏，则有或不尽知者。故具论如右，俾来者有所别白。其注为徐无党作，颇为浅陋，相传已久，今仍并录之焉。
△《五代史记纂误》·三卷（永乐大典本）
宋吴缜撰。案周密《齐东野语》曰：“刘羲仲，道原之子也。（案道原，刘恕之字也。）道原以史学自名。羲仲世其家学，摘欧公《五代史》之讹，为《纠谬》一书以示坡公。公曰：‘往岁欧公著此书初成，荆公谓余曰：“欧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乎？”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千百载之事，其间岂无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於其后耳’”云云。据其所说，似乎此书为刘羲仲作。然晁公武《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载此书五卷，《宋史·艺文志》载此书三卷，虽卷数小异，然均题缜作，不云羲仲。又密引《挥麈录》之言，亦称缜有此书，而不辨其为一为二。（案《挥麈录》所云乃《新唐书纠谬》，此引为《五代史误》。）则密亦自疑其说。盖传闻异词，不足据也。是书南渡后尝与《新唐书纠谬》合刻於吴兴，附《唐书》、《五代史》末。今《纠谬》尚有椠本流传，而是书久佚。惟《永乐大典》颇载其文，采掇裒集，犹能得其次序。晁公武称所列二百馀事，今检验仅一百十二事，约存原书十之五六，然梗概已略具矣。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如司马光《通鉴考异》所辨晋王三矢付庄宗等事，洪迈《容斋三笔》所摘失载朱梁轻赋等事，皆讹漏之甚者。至徐无党注，不知参核事迹，寥寥数语，尤属简陋。缜一一抉其阙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章如愚《山堂考索》亦具列纪传不同各条，以明此书之不可以不作。未可遽以轻议前修，斥其浮薄。至如所称《唐明宗纪》“赵凤罢”一条，徐无党注中“忘其日”三字，检今本无之。又《晋出帝纪》“射雁于繁台”句，今本并无“雁”字。《周太祖纪》之“甲辰”当作“甲申”，今本亦正作“甲申”，不作“甲辰”。缜既纠修误，不应竟构虚词。或后来校刊《五代史》者，因其说而追改之耶。谨依《宋史》目次，釐为三卷。其间有与薛《史》同异者，并略加附识於下，以备考证焉。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案托克托，原作脱脱，今改正。）其《总目》题《本纪》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传》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实为《世家》六卷，《总目》未列，盖偶遗也。其书仅一代之史，而卷帙几盈五百。检校既已难周，又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馀事皆不甚措意，故舛谬不能殚数。柯维骐《宋史新编》，仅引《容斋五笔》辨正向敏中、李中谔数事，未能旁及。其后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编》，综核前后，多所匡纠。如谓《高宗纪》绍兴十三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传》作七月见於内殿。《朱倬传》宣和五年登进士第，据《徽宗纪》则宣和六年策进士是为甲辰科，实非五年。此纪传之互异也。《宋准传》云：“李昉知贡举，擢准甲科，会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昉取舍非当，太宗怒，召准覆试后，遂行殿试。”据《选举志》则开宝六年御殿给纸笔，别赐殿试，遂为常制。是太祖时事误作太宗。《苏舜钦传》云：“康定中河东地震，舜钦诣匦通疏。”据《五行志》则地震在宝元元年。康定止一年，无地震事。此志传之互异也。《杜太后传》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长。”而《杜审琦传》则云：“审琦，昭宪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审琦居长。”又《太后传》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据《廷美传》，则其母为陈国夫人耿氏。《张浚传》云：“浚擢殿中侍御史，驾幸东南，后军统制韩世忠所部逼逐谏臣坠水死，浚奏夺世忠观察使。”据《韩世忠传》，世忠乃左军统制，非后军统制。（案：《本纪》后军统制为张焕。《纪》又云后军将孙琦等作乱，逼左正言卢臣中坠水死，不言世忠。）又《滕康传》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赎金，康复论世忠无赫赫功，诏降世忠一官。是奏夺世忠观察使者乃滕康，非张浚。此传文前后之互异也。讥《宋史》者谓诸传载祖父之名而无事实，似志铭之体；详官阶之迁除而无所删节，似申状之文。然好之者或以为世系官资，转可藉以有考。及证以他书，则《宋史》诸传多不足凭。如《晁补之传》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孙，宗悫之曾孙也。父端友。”据黄庭坚为补之父端友撰《志铭》云：“晁氏世载远矣。有讳迥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谥文元。君之曾王父，讳迪，赠刑部侍郎。王父讳宗简，赠吏部尚书。父讳仲偃，库部员外郎，刑部视文元母弟也。”是补之实非迥五世孙。又《晁迥传》云：“迥子宗悫。”据曾巩《南丰集》，宗悫父名遘。是补之实非宗悫曾孙。《谢绛传》云：“祖懿文，父涛。”据范仲淹撰《谢涛志铭》“懿文生崇礼，崇礼生涛，涛生绛”。是谢绛实为懿文曾孙。然则所述世系，岂足尽信哉？《洪迈传》云：“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赣州，辛卯岁饥，十一年知婺州，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淳熙改元，进焕章阁学士。”据《本纪》，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学士洪迈言，则淳熙改元当作绍熙改元。乾道无十三年。《传》云辛卯岁饥为乾道七年，则十三年上当加“淳熙”二字。又迈以淳熙十年知太平州，今《瑞麻赞》、《姑孰帖》尚在太平，而传文阙载。然则所叙官资，又岂可尽信哉？至於宋师伐辽，高凤以易州来归，见《北盟会编》。而《宋史》误作郭药师。绍兴中赵鼎以奉国军节度使出知绍兴府，见《宰辅编年录》。而《宋史》误作忠武军。失载王坚之守城不降，与林同之题壁自尽。忠义之士，尚多阙落，尤为疏漏之大者矣。其所攻驳，皆一一切中其失，然其前后复沓牴牾，尚不止此，世泊亦不能悉举也。盖其书以宋人国史为稿本。宋人好述东都之事，故史文较详，建炎以后稍略。理、度两朝，宋人罕所纪载，故史传亦不具首尾。《文苑传》止详北宋，而南宋止载周彦等数人。《循吏传》则南宋更无一人。是其明证。至於南唐刘仁瞻之死节，欧阳修《五代史记》、司马光《通鉴》俱为之证明，而此书仍作“以城降”。李澣终於辽，未尝人宋，见《辽史》本传，而此书仍附於《李涛传》。是於久列学官之书，共在史局之稿，尚不及互相勘证，则其他抑可知矣。自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然年代绵邈，旧籍散亡。仍以是书为稿本，小小补苴，亦终无以相胜。故考两宋之事，终以原书为据，迄今竟不可废焉。
△《辽史》·一百十六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至正三年四月，诏儒臣分撰，於四年三月书成。为《本纪》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传》四十六卷、《国语解》一卷。考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於境内；有传於邻境者，罪至死。（见沈括《梦溪笔谈》僧行均龙龛手镜条下。）盖国之虚实，不以示敌，用意至深。然以此不流播於天下。迨五京兵燹之后，遂至旧章散失，澌灭无遗。观袁桷《修三史议》、苏天爵《三史质疑》，知辽代载籍，可备修史之资者寥寥无几。故当时所据，惟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见闻既隘，又蒇功於一载之内，无暇旁搜，潦草成编，实多疏略。其间左支右诎，痕迹灼然。如每年游幸，既具书於《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於《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於《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於《纪》、《志》、《表》矣，复屡书於《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此其重复琐碎，在史臣非不自知。特以无米之炊，足穷巧妇，故不得已而缕割分隶，以求卷帙之盈。势使之然，不足怪也。然辽典虽不足徵，宋籍非无可考。《东都事略》载辽太宗建国，号“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国”。道宗咸雍二年，复改国号“大辽”。考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石刻今尚在古尔板苏巴尔汉。其文称“维大契丹国兴中府，重熙十五年丙戌岁十一月丁丑朔”云云。与王偁所记合，而此书不载。是其於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文献通考》称辽道宗改元寿昌。洪遵《泉志》引李季兴《东北诸蕃枢要》云“契丹主天祚，年号寿昌”。又引《北辽通书》云“天祚即位，寿昌七年改为乾统”。而此书作“寿隆”。殊不思圣宗讳隆绪，道宗为圣宗之孙，何至纪元而犯祖讳？考今兴中故城（即古尔板苏巴尔汉，译言三塔也，故土人亦称三座塔云）东南七十里柏山，有《安德州灵岩寺碑》，称寿昌初元，岁次乙亥。又有《玉石观音像倡和诗碑》，称寿昌五年九月。又易州有《兴国寺太子诞圣邑碑》，称寿昌四年七月。均与洪遵所引合。又《老学菴笔记》载圣宗改号重熙，后避天祚嫌名，追称重熙曰重和。考兴中故城铁塔旁，记有天庆二年《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称重和十五年铸铁塔，与陆游所记亦合。而此书均不载，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又称据《太子诞圣邑碑》诸人结衔，知辽制有知军州事、通判军州事、知县事之名。而《百官志》亦不载，是其於制度有遗阙也。至厉鹗《辽史拾遗》所摭，更不可以仆数。此则考证未详，不得委之文献无徵矣。然其书以实录为凭，无所粉饰。如《宋史》载太平兴国七年战於丰州，据此书则云“宋使请和”。《宋史·忠义传》有《康保裔》，据此书则云保裔被擒而降，后为昭顺军节度使。审其事势，《辽史》较可徵信。此三《史》所由并行而不可偏废欤。
△《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厉鹗撰。鹗字太鸿，钱塘人，康熙庚子举人，是书拾《辽史》之遗，有注有补。均摘录旧文为纲，而参考他书条列於下。凡有异同，悉分析考证，缀以按语。《国语解》先后次第与《目录》有不合者，亦悉为釐正。又补辑辽境四至，及风俗物产诸条於后。其中如刘守光自为节度使，《唐书》及《五代史》列传载之最详，乃独取《资治通鉴》一条。李嗣源之救幽州，不引《契丹国志》，亦仅引《通鉴》。王都破唐兵，《五代史》与诸书互有同异，而不加考辨。金克中京，《大金国志》叙次最悉，乃独取《松漠纪闻》数言。保大以后，辽事载於《宋史》纪传者最多，皆略而不取。似此之类，皆颇有所遗。又兰亭石刻之类，蔓延铺叙，与史事毫无所关，亦未免嗜博爱奇，伤於泛滥。然元修三《史》，莫繁冗於《宋》，莫疏略於《辽》。鹗采摭群书，至三百馀种，均以旁见侧出之文，参考而求其端绪，年月事迹，一一钩稽。其补唐中和诸人之传，及《礼志》之补幡胜、《乐志》之补聒帐、《舆服志》之补金冠窄袍、《食货志》之补赋税名目，皆采辑散佚，足备考证。鹗《樊榭诗集》中自称所注《辽史》，比於裴松之之《三国史注》，亦不诬也。至於卷末《国语解》，对音舛误，名义多乖。由作史者昧於翻译，故因仍故牍，致失其真。鹗虽釐正其次第，而索伦旧语，既非所知，故旧史驳文，未能考定。今《三史国语》悉蒙钦定，一洗前代之讹，足以昭示万古。鹗所附赘，存而不论可矣。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内府刊本）
元托克托等奉敕撰。凡《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金人肇基东海，奄有中原。制度典章，彬彬为盛。徵文考献，具有所资。即如大金吊伐一录，自天辅七年交割燕云，及天会三年再举伐宋，五年废宋立楚，至康王南渡，所有国书、誓诰、册表、文状、指挥牒檄，以载於故府案牍者具有年月，得以编次成书。是自开国之初即已遗闻不坠。《文艺传》称元好问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於张，愿为撰述。既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片纸细字为记，录至百馀万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又称刘祁撰《归潜志》，於金末之事多有足徵。是相承纂述，复不乏人。且考托克托等《进书表》，称张柔归《金史》於其前，王鹗辑金事於其后。是以纂修之命，见诸敷遗之谋，延祐申举而未遑，天历推行而弗竟。是元人之於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卒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如载《世纪》於卷首，而列景宣帝、睿宗、显宗於《世纪补》，则酌取《魏书》之例。《历志》则采赵知微之《大明历》，而兼考浑象之存亡。《礼志》则掇韩企先等之《大金集礼》，而兼及杂仪之品节。《河渠志》之详於二十五埽。《百官志》之首叙建国诸官。咸本本元元，具有条理。《食货志》则因物力之微，而叹其初法之不慎。《选举志》则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进之末弊。《交聘表》则数宋人三失而惜其不知守险，不能自强。皆切中事机，意存殷鉴。卓然有良史之风。惟其《列传》之中，颇多疏舛。如杨朴佐太祖开基，见於《辽史》，而不为立传。晋王宗翰之上书乞免，见《北盟会编》。渖王宗弼之遗令处分，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有关国政，而本传不书。海陵之失德既见於《本纪》，而诸嬖之猥亵，复详述於《后妃传》。王伦以奉使被留，未尝受职，而传列於《郦琼》、《李成》之后。《张邦昌传》既云《宋史》有传，事具《宗翰》等传，而复引《本纪》之文，列於《刘豫》之前。皆乖体例。至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谋，宇文虚中之谤讪，传闻异辞，皆未能核定。亦由於只据实录，未暇旁考诸书。然《宋史》载两国兵事，多采摭宋人所记，不免浮词。如采石之战，其时海陵士卒，闻大定改元，离心自溃。虞允文攘以为功，殊非事实。此书所载，独得其真。泰和以后诸臣传，尤能悉其情事。盖好问等得诸目睹，与传闻异词者殊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阙文，盖明代监版之脱误。今以内府所藏元版校补，仍为完帙云。
△《元史》·二百十卷（内府刊本）
明宋濂等奉敕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实录》，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祎为总裁。二月，开局天宁寺。八月，书成，而顺帝一朝史犹未备。乃命儒士欧阳佑等往北平采其遗事。明年二月，诏重开史局，阅六月，书成。为《纪》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传》九十七卷。书始颁行，纷纷然已多窃议。迨后来递相考证，纰漏弥彰。顾炎武《日知录》摘其《赵孟頫》诸传，备书上世赠官，仍志铭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参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牍之语，失於翦裁。朱彝尊《曝书亭集》又谓其急於成书，故前后复出。因举其一人两传者，条其篇目，为仓猝失检之病。然《元史》之舛驳不在於蒇事之速，而在於始事之骤。以后世论之，元人载籍之存者，说部文集尚不下一二百种。以订史传，时见牴牾，不能不咎考订之未密。其在当日，则重开史局距元亡二三年耳。后世所谓古书，皆当日时人之书也。其时有未著者，有著而未成者，有成而未出者，势不能裒合众说，参定异同。考徐一夔《始丰稿》，有《重开史局时与王祎书》云：“近代论史者莫过於日历。日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设，亦专以甲子起例。盖纪事之法无逾此也。元则不然，不置日历，不置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疏略。幸而天历间虞集仿《六典》法，纂《经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备。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实录》，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廑而成书。若顺帝二十六年之事，既无《实录》可据，又无参稽之书，惟凭采访以足成之。窃恐事未必核，言未必驯，首尾未必贯穿也”云云。则是书之疏漏，未经属草以前，一夔已预知之，非尽濂等之过矣。惟是事迹虽难以遽详，其体例则不难自定，其讹脱则不难自校也。今观是书，三公宰相，分为两表；《礼乐》合为一志，又分《祭祀》、《舆服》为两志。《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而删除《艺文》一志，收入《列传》之中，遂使无传之人，所著皆不可考，尤为乖迕。又《帝纪》则定宗以后、宪宗以前，阙载者三年，未必《实录》之中竟无一事，其为漏落显然。至於《姚燧传》中述其论文之语，殆不可晓。证以《元文类》，则引其《送畅纯甫序》，而互易其问答之辞，殊为颠倒。此不得委诸无书可检矣。是则濂等之过，无以解於后人之议者耳。《解缙集》有《与吏部侍郎董伦书》，称《元史》舛误，承命改修云云。其事在太祖末年，岂非太祖亦觉其未善，故有是命欤？若夫《历志》载许衡、郭守敬之《历经》、李谦之《历议》，而并及《庚午元历》之未尝颁用者，以证其异同。《地理志》附载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分注於下。《河渠志》则北水兼及於卢沟河、御河，南水兼及於盐官海塘、龙山河道，并详其缮濬之宜，未尝不可为考古之证。读者参以诸书而节取其所长可也。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穀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淳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釐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窅。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釐然有当於心，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其真。圣朝考文之典，洵超轶乎万禩矣。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内府刊本）
国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撰。乾隆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书成，表进。凡《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表》一十三卷、《列传》二百二十卷、《目录》四卷。其《进表》有曰：“仰惟圣祖仁皇帝搜图书於金石，罗耆俊於山林。创事编摩，宽其岁月，盖康熙十八年始诏修《明史》，并召试彭孙遹等五十人，入馆纂修。以纪载浩繁，异同岐出，递相考证，未遽定也。”又曰：“我世宗宪皇帝重申公慎之旨，载详讨论之功。臣等於时奉敕充总裁官，率同纂修诸臣，开馆排辑。十五年之内，几经同事迁流，三百馀卷之书，以次随时告竣。盖雍正二年诏诸臣续蒇其事，至是乃成书也。”又曰：“签帙虽多，牴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帏，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爰即成编，用为初稿。”盖康熙中户部侍郎王鸿绪撰《明史稿》三百十卷，惟《帝纪》未成，馀皆排比粗就，较诸家为详赡，故因其本而增损成帙也。其间诸《志》，一从旧例，而稍变其例者二：《历志》增以图，以历生於数，数生算，算法之句股面线，今密於古，非图则分刌不明；《艺文志》惟载明人著述，而前史著录者不载。其例始於宋孝王《关中风俗传》，刘知几《史通》又反覆申明，於义为允。唐以来弗能用，今用之也。《表》从旧例者四，曰《诸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盖以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於六部，而都察院纠核百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列传》从旧例者十三、创新例者三：曰《阉党》，曰《流贼》，曰《土司》。盖貂珰之祸，虽汉、唐以下皆有，而士大夫趋势附膻，则惟明人为最夥，其流毒天下亦至酷。别为一传，所以著乱亡之源，不但示斧钺之诛也。闯、献二寇，至於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非他小丑之比，亦非割据群雄之比，故别立之。至於土司，古所谓羁縻州也，不内不外，衅隙易萌，大抵多建置於元，而滋蔓於明，控驭之道，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故自为一类焉。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乙酉以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綍，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
──右“正史类”三十八部、三千六百九十九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注释诸史之书，皆各从其类。惟《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以有《汉书》而后考及《史记》，是由《汉书》作也。《两汉刊误补遗》附《后汉书》后，后及见前，前尚未及见后也。若茅国缙、蒋之翘之《晋书》，删改原文。《宋史新编》之属，非其本书。《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亦增益於本书之外。如斯之类，则均入《别史》焉。）
○正史类存目
△《订正史记真本凡例》·一卷（编修程晋芳家藏本）
旧本题宋洪遵撰。遵，字景严，鄱阳人，皓仲子，官至同知枢密院事，谥文安，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载曹溶《学海类编》中。前有《自序》，称手录司马迁《史记》一帙，尽汰去杨惲、褚少孙等所补十篇，并去其各篇中增益之语，而以己所校定者录於下方。此其书前凡例也。考诸家目录，皆不载遵有此书。诸家言史学者，如《汉书刊误》、《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误》，俱表表於世。自宋以来，亦从无引及此本者。今观其所刊正，不尽无理。而云得司马迁名山所藏真本，与今本核其异同，知其孰为杨惲所增，孰为褚少孙所补，则三洪皆读书人，断不谬妄至此。岂有由汉及宋，尚有司马迁真本藏於山中，遵忽然得之者邪？其为明季妄人托名伪撰，殆无疑义。且既谓之《凡例》矣，而某篇同、某篇异，某篇自某处至某处删若干句、某篇某句下删若干字，直以全书悉载例中，可使人按例而涂乙之，即得真本，无庸更有全书矣。此尤作伪之一证也。
△《史记琐琐》·二卷（山东巡抚采进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载敬《山草堂集》，不详卷数，亦未见全本。此其集中外篇之第十八种也。取《史记疑义》略为考正训释，然多臆撰。如《殷本纪》西伯伐饥国，盖“黎”、“饥”古字假借，乃云《书》作“伐黎”，黎，饥色也。《书》曰：“黎民阻饥，为其民失养而吊伐之。”然则黎民於变时雍又当何解？又《周本纪》轻吕之剑谓即赤刀、龙漦谓即龙溺。《项羽本纪》楚歌为激楚之音。皆漫无根据，不足信也。
△《史诠》·五卷（内府藏本）
明程一枝撰。一枝字巢父，休宁人。是编专释《史记》字句，校考诸本，颇有发明。惟参杂时人评语，颇近乡塾陋本。体例亦有过於胶固者，如欲据《荀子》、《乐记》删改《礼书》、《乐书》之类，皆不可据为定论也。
△《班马异同评》·三十五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宋倪思撰，刘辰翁评。辰翁，字会孟，庐陵人。景定壬戌廷试对策，忤贾似道，置丙第，遂以亲老请掌濂溪书院。后召入史馆，及除太常博士，皆不就。宋亡后隐居以终。其文集散佚，仅存《四景诗》及《须溪记钞》，盖不及十分之一。今从《永乐大典》裒辑遗篇，始稍成卷帙。惟所评诸书尚传，此本亦其一也。辰翁人品颇高洁，而文章多涉僻涩。其点论古书，尤好为纤诡新颖之词，实於数百年前预开明末竟陵之派。此书据文义以评得失，尚较为切实。然於显然共见者，往往赘论，而笔削微意罕所发明。又倪思原书，本较其文之异同。辰翁所评，乃多及其事之是非，大抵以意断制，无所考证。既非论文，又非论古，未免两无所取。杨士奇《跋》，以为臻极精妙，过矣。旧无专刻，仅附倪思书以行。然究为以辰翁之书乱思之书，故有疑《班马异同》即为辰翁作者。（语详《班马异同》条下。）今各著录，俾两不相淆焉。
△《史汉方驾》·三十五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许相卿编。相卿，字台仲，海宁人，正德丁丑进士，官至兵科给事中，事迹具《明史》本传。是编因倪思原本稍为釐订，改题此名。《陈胜》、《英布》二传，思书偶遗，此补缀所阙。他如《卫青霍去病传》附录诸将，《汉书》别自立传。与《史记》文不相袭者，思书删去。此皆掇拾所遗。其先后次第，改从司马贞《索隐》，亦稍更其序。然所益不及百分之一。惟思书《史记》大书，《汉书》细书，文相连属，但以字形广狭为分，颇易混淆。又字旁钩勒，传写尤舛误。相卿变其体例。以《史》、《汉》相同者直书行中，不同者分行夹注。凡《史记》有而《汉书》无者，偏列於右；《汉书》有而《史记》无者，偏列於左。条理井然，较思书为胜。所列评语，亦因刘辰翁之本稍为损益，颇不及旧文。又旧文皆标置简端。相卿意取便览，或移附句旁，如批点时文之例。反参错难观，则未免於不善变矣。
△《五代史志疑》·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杨陆荣撰。陆荣有《易互》，已著录。欧阳修作《五代史》，多仿《春秋》书法。自谓是非之旨，不谬於圣人。然褒贬谨严，而事迹或在所略。故重复舛漏，间亦不免。吴缜作《五代史纂误》，颇纠其讹。其本久佚，惟《永乐大典》中尚存梗概。今奉诏编纂，始排比成帙。陆荣此编，成於康熙庚子，盖未睹缜书，故以意研求，摘其疏谬。如《梁太祖本纪》谓洹水之战，擒李克用子落落，而《家人传》不载其名。唐昭宗遘难以后，不书立昭宣帝，则《纪》中前后所称天子，不可辨别。《晋出帝纪》谓马全节战於榆林，两军俱溃，其一军不知为谁，又与附录所载榆林之战全不相合。瀛州之战，书梁汉璋败绩、王清战死，附录则书汉璋战死，而不及清。《唐太祖兄弟传》所载太祖有四弟：克让、克修、克恭、克宁，而《李嗣昭传》乃有太祖弟克柔。《唐庄宗诸子传》谓五子继岌、继潼、继嵩、继蟾、继峣，而《刘后传》乃多一幼子满喜。《晋出帝家人传》漏延煦母楚国夫人丁氏，而《张延泽传》中乃有之。《汉隐帝家人传》漏耿夫人，而《杨邠传》中乃有之。《王景仁传》以朗王存之子友宁为梁太祖子。《罗绍威传》以兄守文为弟守文。《白再荣传》李崧、和凝留镇州时，契丹已北归，不应云随契丹留。《安重荣传》谓其祖父皆为刺史，不应云暴至富贵。《刘昫传》不应漏修《唐书》。皆颇有考订。然其馀不过争文句之繁简，论进退之当否，毛举细故，往往失当。大抵惟就本书之中，互相校勘。所引他书，仅茅坤《五代史钞评》一条，此外更无旁证也。
△《宋史偶识》·三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项梦原撰。梦原，字希宪，秀水人，万历己未进士，官至刑部郎中，管河张秋。其书乃读《宋史》时随笔摘录，又他书所见可以参考者附之。间加评断，亦甚寥寥。盖当时强授梨枣，以充书帕之本，非有意於著述也。
──右“正史类”七部、八十五卷，皆附《存目》。
（案：凡考注一代之史者，虽工拙有殊，然非淹贯全书，则不能论著。不比语录之类，人人皆可成编。故撰述者无多，即存目之书亦寥寥可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