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野获编》评价
这是本很有价值的明代史料著作。
著者明代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嘉兴（今属浙江）人。有《清权堂集》。他的父、祖，都是科举出身，为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京邸，熟悉朝廷诸事。南归后，不时凭记忆将旧事写出，成《万历野获编》、《续编》共几十卷。此书原未分类，直至清康熙年间，桐乡人钱枋才分类编排为30卷、48门，另有《补遗》4卷。此书内容上记朝章掌故，下及风土人情、琐事轶闻，举凡内阁原委、词林雅故，以及词曲技艺、士女谐谑，无不毕陈。有明一代，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此编所记，最为详赡，是资料十分丰富的明代笔记。
书中所记，多为作者目睹见闻，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为详。特别是所提供的朝廷种种情况，足以补苴史阙。如记世宗朝张璁、桂萼的横肆，霍文敏的险忮，汪荣和的邪谄，徐文贞的献媚，穆宗朝高文襄的纵恣，神宗朝言语的嚣张，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等等，都叙述详备。此外，作者所述内阁诸事的原委，亦考证切实，议论平允。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
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径记述颇多。书中描述士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状非常具体，比如“为博严世蕃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等，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这些都是研究嘉靖、万历以来出现《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亦有详细记载，这对探讨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有助益。这些记载也为研究明代万历以来的文学思潮的某个侧面提供了背景材料。
此书对民歌、戏曲、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情况的记载和有关议论，大多比较中肯稳妥。作者论述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有【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曲盛行于中原，到嘉靖时兴起【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再到万历年间又出现【打枣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他对南北散套、弦索入曲、笛曲俚语、戏旦俗乐的考索，更为戏曲研究者称道。此外，他评论《五伦全备记》是“俚浅“，《钟情丽集》“亦学究腐谭，无一俊语“，较有见地；他批评郑若庸戏剧“所乏者生动之色“，讥议张伯起暮年所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也比较精当。书中对《金瓶梅》、《玉娇李》的创作情况的记载，提供了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此书《词曲》门所收二十三条，集中记录了小说戏曲史料。卷二十五有关《玉娇李》和《金瓶梅》的一段记载，特别引人注意。在这条记载里，记录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城京遇到袁中郎，告诉他麻城刘承禧（延白）家藏有《金瓶梅》抄本全书。过了三年，袁小修上公车，已携有此书，并借抄下来。后来带到苏州，马仲良正任吴关榷部，时在万历四十一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对《金瓶梅》抄本流传和刊流问世作了较详的记录。
在这则记载中，还首次披露了《金瓶梅词话》初刻本中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乃“陋儒补以入刻“的赝作。针对《金瓶梅》作者问题，也指出当时相传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金瓶梅》的续书《玉娇李》今已佚，这则记载保留了《玉娇李》的相关情节，并称此书亦出自此名士手笔。
此外，书中对《水浒传》郭勋本、汪道昆的天都外臣序刻本的记载，以及所记《英烈传》本事与创作情况等，都是较为珍贵的小说史料。
由于明朝嘉靖、万历时期不少作家是作者父祖及自己的知交、朋友，所以关于他们的记述都颇真切生动。比如，作者写在自己邸中与袁中郎论诗，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袁中郎攻讥王世贞、李攀龙，推奖徐文长的情状。又记作者朋友张幼予的怪癖，竟在“常庑间挂十数牌，署名张幼予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卖痴、卖呆之属“，写出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书中关于“以诗卷遍贽达官“的“正人“愚妄可笑事迹的记载关于高僧达观生平事迹的介绍，为考察嘉靖、万历时期明代诗人的状况和研究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也提供了重要材料。
著者明代沈德符（1578～1642），字景倩，又字虎臣。嘉兴（今属浙江）人。有《清权堂集》。他的父、祖，都是科举出身，为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京邸，熟悉朝廷诸事。南归后，不时凭记忆将旧事写出，成《万历野获编》、《续编》共几十卷。此书原未分类，直至清康熙年间，桐乡人钱枋才分类编排为30卷、48门，另有《补遗》4卷。此书内容上记朝章掌故，下及风土人情、琐事轶闻，举凡内阁原委、词林雅故，以及词曲技艺、士女谐谑，无不毕陈。有明一代，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此编所记，最为详赡，是资料十分丰富的明代笔记。
书中所记，多为作者目睹见闻，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为详。特别是所提供的朝廷种种情况，足以补苴史阙。如记世宗朝张璁、桂萼的横肆，霍文敏的险忮，汪荣和的邪谄，徐文贞的献媚，穆宗朝高文襄的纵恣，神宗朝言语的嚣张，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等等，都叙述详备。此外，作者所述内阁诸事的原委，亦考证切实，议论平允。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
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径记述颇多。书中描述士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状非常具体，比如“为博严世蕃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等，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这些都是研究嘉靖、万历以来出现《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亦有详细记载，这对探讨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有助益。这些记载也为研究明代万历以来的文学思潮的某个侧面提供了背景材料。
此书对民歌、戏曲、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情况的记载和有关议论，大多比较中肯稳妥。作者论述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有【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曲盛行于中原，到嘉靖时兴起【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再到万历年间又出现【打枣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他对南北散套、弦索入曲、笛曲俚语、戏旦俗乐的考索，更为戏曲研究者称道。此外，他评论《五伦全备记》是“俚浅“，《钟情丽集》“亦学究腐谭，无一俊语“，较有见地；他批评郑若庸戏剧“所乏者生动之色“，讥议张伯起暮年所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也比较精当。书中对《金瓶梅》、《玉娇李》的创作情况的记载，提供了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此书《词曲》门所收二十三条，集中记录了小说戏曲史料。卷二十五有关《玉娇李》和《金瓶梅》的一段记载，特别引人注意。在这条记载里，记录了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城京遇到袁中郎，告诉他麻城刘承禧（延白）家藏有《金瓶梅》抄本全书。过了三年，袁小修上公车，已携有此书，并借抄下来。后来带到苏州，马仲良正任吴关榷部，时在万历四十一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对《金瓶梅》抄本流传和刊流问世作了较详的记录。
在这则记载中，还首次披露了《金瓶梅词话》初刻本中的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乃“陋儒补以入刻“的赝作。针对《金瓶梅》作者问题，也指出当时相传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金瓶梅》的续书《玉娇李》今已佚，这则记载保留了《玉娇李》的相关情节，并称此书亦出自此名士手笔。
此外，书中对《水浒传》郭勋本、汪道昆的天都外臣序刻本的记载，以及所记《英烈传》本事与创作情况等，都是较为珍贵的小说史料。
由于明朝嘉靖、万历时期不少作家是作者父祖及自己的知交、朋友，所以关于他们的记述都颇真切生动。比如，作者写在自己邸中与袁中郎论诗，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袁中郎攻讥王世贞、李攀龙，推奖徐文长的情状。又记作者朋友张幼予的怪癖，竟在“常庑间挂十数牌，署名张幼予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卖痴、卖呆之属“，写出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书中关于“以诗卷遍贽达官“的“正人“愚妄可笑事迹的记载关于高僧达观生平事迹的介绍，为考察嘉靖、万历时期明代诗人的状况和研究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也提供了重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