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
哲宗
△元祐八年（癸酉，一○九三）
１、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范纯仁为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纪事本末》卷九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召范纯仁为右仆射，侍御史来之邵论纯仁师事程颐，闇很不才，於国无补，不可复相。杨畏亦攻纯仁，皆不报。纯仁辞，不允。入谢，太皇太后宣谕曰：“相公且与吕大防同心协力。”《编年备要》云：时知颍昌府，遣内侍斋诏赐之，令乘驲赴阙。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垂帘时，惟劝章献尽母道；及仁宗亲政，惟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相公名望，众人所归，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曰：“臣不肖，何足以当劝奖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范忠宣行状》云：上遣中使斋诏抚问，仍赐银合、茶药。召公赴阙，拜通议大夫，再为右相。公辞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谢，帘中骤曰：“卿此来且与吕大防等同心协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觌、彭汝砺。”公对曰：“臣方欲荐此二人，望陛下早赐进用。”陈桱《通鉴》云：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谓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不报。及纯仁视事，吕大防欲以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防后十一月卒以杨畏为礼部侍郎。《范太史集》载：元祐八年，范纯仁以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再拜右相。诰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劳於求贤，职在论相。眷言旧德，还复宰司，乃颁命书，播告在位。具官范纯仁，秉心直谅，履道坦夷。宽闲出於天资，忠义本於家学。始终一节，出入四朝，向解钧衡，少旷藩屏。介圭修觐，喜见仪型，公衮言归，益隆体貌。是用延登右弼，仰应中台，宠进文阶，增陪井赋。於戏！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说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毕公之正色。惟贤能俊杰尽其用，则阴阳寒暑得其和。外镇四夷，内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务，非一德无以底丕平。厥殚乃心，无替朕命。”）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令陕西沿边专行铁钱。案：《宋史·本纪》：戊寅，令陕西沿边铁钱、铜钱悉还近地。王巩《随手杂录》云：陕西每铜钱一贯，用铁钱一贯三千文可换，因常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遂效之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家家收蓄铜钱，轻用铁钱，由是铁钱贱而物加贵。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视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问圣体。大防等言：“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常降在京及畿内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丰中，神宗皇帝自以圣躬服药，降此指挥。今上为太皇太后，於体尤顺。”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尝处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谦仰，故有此宣谕。（《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３、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邠，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喜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讬，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案：《范忠宣言行拾遗录》引《长编》，“公等”作“公事”。） 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此段据邵伯温辨诬并蔡惇《直笔》删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谓吕大防等，必不相见，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预言之，今止从《实录》，係之二十二日。）
４、戊辰，太皇太后服药，肆赦。（《长编》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癸巳，肆赦。原注：八年秋，太皇太后服药，肆赦。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药，放朝参。吕大防等入问太皇太后圣体。前此大防奏：“每日进呈文字颇烦，乞自今细事毋烦省览。”宣谕太后今日脉息平和，延福宫奏章已得吉兆。毕沅《通鉴》云：戊辰，赦天下。《长编》不系日，依毕《鉴》附戊辰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两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纪》：八月丁未，久雨。壬戌，案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水灭。《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昼夜不息，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诏开京师宫观五日，所在州县令长吏祈祷，宰臣吕大防等待罪。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子朔。） 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问圣体，见上於崇庆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势至此，为之柰何？应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报者，宜尽施行。”（《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太皇太后崩。（《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鉴》毕仲游《宣仁太后哀册文》作九月三日癸酉崩于寿康殿。然考钱氏《朔闰考》，是月丙子朔，无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册文》所载干支恐误。《宋史·本纪》、薛应旂、王宗沐、毕沅《通鉴》均与此同。又案：《宋史宣仁圣烈高皇后列传》云：元祐八年九月，属疾崩，年六十二。）
３、己卯，文武百僚诣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诏，园陵制度依章献明肃皇太后典故。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栾城集》：改园陵为山陵。手诏：“大行太皇后受遗称制，保佑眇躬。勤劳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报，奄弃东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谦恭之至意，每避先后临御之常仪。逮兹遗言，止以园陵为号，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爱戴之诚心。宜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
４、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於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书，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案：《纪事本末》此注见《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壬申轼知定州下。《纪事本末》於九月十三日又系知定州之文，是必《长编》两存，《纪事本末》因两述之。然考《长编》卷四百八十四知定州下原注，於“《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句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轼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轼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诏不允。政目亦二十八书轼知定州。”以上凡四十二字，《纪事本末》删去不录。又案：王氏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云：元祐八年，寻以二学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东府雨中作《示子由诗》云：“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盖定州之除，必在九月矣。据此，则九月十三日为不误。又考《东坡集》卷三十三载《朝辞起定州论事状》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於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於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於此也。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并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以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臣若伺候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於此矣。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之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者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别无利害，而於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唯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於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於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士有所未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於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用黾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达四夷，兵连祸结三十馀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於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并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於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窃以此疏证之，盖知定州在九月，非六月也。且有不令上殿面辞之指挥，《纪事》不载。至六月二十六日，恐即因九月二十六日，误“九”字为“六”字。若六月已有知定州之命，此疏不应有“新知”字也。又《长编》原书及注中所引“读《礼》、《书》，论汉、唐正史状”，其文未列，未知是否杨氏仲良削去，抑或李氏《长编》本未取其文。今据《东坡集》中所载并附录於此。《东坡集·申省读汉唐正史状》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顾临、赵彦若状申：“昨准内降宰臣吕大防劄子奏，臣每旬获侍经筵，窃见进读《五朝宝训》，将欲了毕，自来多用前代正史进读。窃谓其间有不足上烦圣览者，欲乞指挥读讲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钞节成篇，遇读日进呈敷演，庶裨圣治。取进止。奉御宝批依奏。右轼等今已钞节缮写，稍成卷帙，於将来开讲日进读，即未审与《五朝宝训》并进，为复间日一读。谨申尚书省，伏候敕旨。”）
５、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久备讲读，职在论思，首献言以助万一。陛下宜先诚意正心，推广圣孝，发为德音，行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难致也。愿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则其末可以无难。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勋劳，赐鲁以天子礼乐，使世世祀周公，以为非此不足以称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报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归心。汉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亦葬以天子之礼；帝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报以非常之礼。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庙社稷，有大德於亿兆人民，於陛下之恩，与天地无极，岂人臣之比哉！然则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章献明肃之於仁宗，慈圣光献之於英宗，鞠养扶持，勤劳艰难，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丰之末，神宗寝疾病，不能出号令，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毫朆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廷之故，疏远隔绝。魏王病既殁，然后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后徐王得入。进退群臣，必随天下之望，不以己意为喜怨赏罚，故至公无私之德，虽匹夫匹妇之口，亦能道之。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岂有他哉？凡为赵氏社稷，宋室宗庙，专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身当其劳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献明肃时，亲党多侥幸滥恩，仁宗既亲万机，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无怨。今太皇太后临朝以来，左右请求，一切拒绝，内外肃然，盖以朝廷不可无纪纲，故身当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肃清之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来，惟以德泽结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无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圣性宽裕，不忍拒人，内降滥恩，其后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九年如一。故虽德泽深厚，结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
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於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儆群慝，则帖然无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语，不正其罪，则恐奸言邪说，继进不已。万一追报之礼小有不至，则於太皇太后圣德无损而於陛下孝道有亏，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岂不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为天下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为相，海内之人，无不欣悦，光没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为其能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万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爱戴，思慕无穷。陛下若听小人谗说，或追报有所不至，或轻改其政事，岂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离於下，则天变见於上，陛下虽欲为善以救之，改过以补之，亦无及矣。夫孝者万行之本，本既不立，则其馀何足观焉！夫小人之情，非为朝廷之计，亦非为先帝之事，皆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恨者久矣。） 今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欲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纪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恭闻陛下，自太皇太后寝疾，朝夕不离左右，躬亲药膳，夜不解带，忧瘁泣涕，形於颜色。自遭变故以来，哀慕毁瘠，中外具闻，丧服之礼，务从至隆，又复诏发扬太皇太后圣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极也。至亲之际，无所閒然。然而臣等犹言及此者，窃闻以小人众多，恐置陛下於有过之地也。如臣等所言，虽万万无之，然不敢不虑於未然。或有纤芥流闻於外，则臣等上负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胜忧国爱君之至，惟陛下深留圣思。取进止。贴黄：臣等伏见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张唐英者，上慎始书，预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马光先言之。其后，建议者上误英宗追尊濮庙，举朝皆以为不可。朝廷虽尽逐台谏而言者不息，英宗终不能夺众论，圣意但悒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不从众言，遂擢张唐英为御史，而司马光大被信任。今小人进言，臣等固未知其有无，然不敢不预，言者亦虑朝廷既有其端，则忠正之士必争论不已，不唯上挠圣怀，亦使天下闻而不平。人心一离，不可复收，陛下他日追悔无及，臣等忧惧危慄，实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轼先约祖禹上章论列，轼章已就，见祖禹章曰：“公之文，经世之文。轼於朝廷文字失於过当，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窃愿附名，於‘臣’下加一‘等’字。”毕沅《通鉴》云：戊申，并臣七上表请听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乃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云云同。又案：《编年备要》云：祖禹怀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据《范太史集第二劄子》有云：臣窃惟太祖受天眷命，刬革五代之乱，栉风沐雨，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於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年，虽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创业之君，起於细微，身历艰难，亲履勤劳，先有功及民，然后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宫，不历艰难，不履勤劳，无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於治安，祸乱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丰之末，时运艰厄，先帝早弃天下。陛下嗣位，幸赖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议曰：“南朝专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边吏守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以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间，安静无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臣愿陛下守之以静，毫朆无所改为，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诏左右大臣，动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揽於上，谘诹善道，察纳谠言，则并臣邪正，万事是非，必皆了了於圣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朆而物无所隐，其形者至平也；镜所以能鉴妍詀而人无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镜自动，则虽山岳不能见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见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见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见天下之动。荀卿曰：“虚一而静，谓之清明。”圣人清明烛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观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时不出房闱，未尝知天下之事，一旦临朝，所行之政，上当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於公；专为邪，故不便於正；专於动，故不便於静。惟欲人君多所作为，朝廷多所变动，则已有所希冀於其间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则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使谗邪者不能进说，观望者亦皆革心，则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胜一日，岁胜一岁矣。陛下如以臣言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时，明示以圣意所向，使中外一心，归於至正，则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众人，恐有奸言邪说，惑误天听，故臣近与苏轼先事上奏，必蒙省览。陛下圣学稽古，不必远师，前世之事，唯是仪型。仁宗法则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则臣之志愿也，不胜区区之愚。取进止。）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巳朔。） 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於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然臣於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百一。）
２、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畏为礼部侍郎，首叛吕大防，上疏云云同。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法制，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４、庚子。（《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诏八路选人归吏部差遣。原注：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吕大防云云。案：原文已佚。）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亥朔。） 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纪事本末》卷百一。） 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京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駮，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命舍人亦未肯奉行，专益滋章，於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人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臣，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议，深以为忧。（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於有过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骤加召用，必骇众听。若大臣又不能固执，则朝廷全无纪纲，公议遂废，其於圣德为损不细。） 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闻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於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庚寅，遂请对垂拱殿劄子，（案：《范太史集论召内臣劄子》为十一月十一日，此《论邪正劄子》下注云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进呈，奉旨留中。据《朔闰考》，是月己巳朔，前丙戌为十一日；此十六日，庚寅也。据补“庚寅”二字。） 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惧灭异，不恤众言，悉变更祖宗旧制，案：范太史《集》作“旧政”。故多引小人以误先帝。（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引去。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结怨夷狄。至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幸赖先帝圣明觉悟，再罢安石，两逐惠卿，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如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开边熙河，章惇开边湖南，沈起引惹交贼，寇陷三州，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兴造西事，死伤又二十万。先帝悔悼，亲谕辅臣曰：“安南、西师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朝廷不得辞其咎。”又言：“吕惠卿可诛。”元丰之末，吴居厚行铁冶之法於京东，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辅行盐法於江西，李稷、陆师闵、李元辅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刘定教保甲於河北，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乱。当此之时，人心懔懔，朝夕不保。） 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岂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宗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纪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每思元丰之末人心已离，不意朝廷复有今日，所以不避万死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为念，深惩小人倾危国家，明谕执政大臣，凡向来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废，永不复用，则海内无不安枕矣。《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祖禹言：“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唐亡之祸，基於开元。熙宁、元丰间，内臣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为魁杰。宪总兵熙河，中正总兵泾原，震动内外；宪陈再举之策，以至永乐陷没；用臣兴土木之役，为国敛怨，此三人虽加诛戮，未足以谢万姓。朝廷只从宽典，量加废黜，虽宪已死，中正、用臣犹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续又召数人，而李宪、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二人，中外无不骇愕。既而闻二人以执政言其有过先罢，三人以舍人缴词头且辍，然前来指挥，首违故事。又李宪、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则中正、用臣亦将进用，人心不得不忧，臣所以敢极言之。陛下与太皇太后听政之初，外逐蔡确、章惇、吕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肃清，内外皆无凶人，故天下安静，近古内外肃清，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言，悉追罢用内臣，指挥未到，别与差遣；已入者，复援外官，则内外之人，称颂圣德，万口一辞。”上曰：“所召内臣，朕岂有意任用，欲各与差遣尔。”祖禹乃退。又案：此为《论宦官劄子》。《范太史集》於此《劄子》下注云：与《论邪正劄子》同日上。《纪事》未载，今附此。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文多所删节，今据集中补录之。案“汉之基业，坏於元帝”下有云：东汉邓后临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顺帝以后，五侯专朝。桓帝、灵帝之时，十常侍擅天下子弟亲党，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宠及三族，违之者灭及五宗，大考党狱，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贼起，朝野崩离。及袁绍诛宦官，献帝奔播困饿，而曹操因之以篡云云。又“唐亡之祸，基於开元”下有云：肃宗任李辅国，未年寝疾，辅国以兵劫迁明皇於西内，杀张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忧崩，肃宗以骇没。贵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由用辅国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谗，吐蕃寇陷京师，播迁於陕。德宗用宦官分领神策禁兵，其后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终以此亡。宪宗服金丹躁忿，为陈洪志所弑，敬宗为刘克明所弑。文宗欲讨宪宗之贼，谋泄，仇士良杀四宰相及朝臣，灭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忧愤，以至於没。武宗以后，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贼起，播迁於蜀，又幸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呼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刘季述等废昭宗於东内。韩全诲等劫昭宗，幸凤翔，於是崔裔诛中官，而朱全忠劫迁昭宗，遂弑之。汉、唐亡国之祸，其酷如此，后之人主，可不以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时，王继恩有平蜀之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书史，不欲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宰相恳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赏。太宗切责宰相等，乃命学士别立宣政使之目，以使继恩。布衣韩拱辰诣检院上言继恩功大赏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众，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谓深鉴前古而塞祸乱之源矣。英宗服药，任守忠往来交搆两宫，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不相悦。言者劾奏其罪，贬蕲州安置，尽逐其党。然后慈圣、英宗母子如初，宫省肃清云云。“未有如今日也”下有云：祖宗法度所以维持，后世不可轻变，陛下柰何先自坏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业，四方万里奔走，而听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可不慎乎！法度规矩，增修德政，使过於垂帘之时，然后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进一贤，行一善，先骤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闻之，必以为政出宫掖，无复纲纪，如衰季之世，岂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复收之甚难。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悦服，四方悚动，则他日所为，有顺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忧疑，四方解体，他日虽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岂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业之光，名誉之隆，非臣之所知。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给事使令，臣虽至愚，亦知其必未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远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选左右。壬人，尧、舜畏之，佞人，孔子远之，恐其有损而不自觉也。昔唐之时，仇士良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则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权宠，故能专恣二十馀年。夫汉、唐之事，当今必无。然以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谓不世出之主，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外兴师旅，内兴百役，先帝未尝享太平之乐，终以忧勤损寿。凡不便之事，皆群小所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常痛之，故不欲陛下复近小人，盖以此也。云云。“万口一辞下”有云：以为至美，乃可以解众庶之惑，洗陛下之谤，此如反掌之易，何难而不为哉？自闻近日两次指挥以来，外议汹汹，皆云大臣不能争执，陛下於过举台谏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之知必不为。臣侍经筵八年。日望一日，岁望一岁，期陛下为令德之主，唯恐有纤毫之失，故不避违拂圣意，数进苦口之言。陛下每留睿听，以臣愚直见知，臣亦不量微力，窃以献纳自任。今兹事体，实系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义均休戚荣辱，不忍默默坐视，敢冒万死而献其忠，唯陛下裁察。取进止。）
１、十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辰朔。） 乙巳，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言：“乞放《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书，为国朝大典。仍乞修史院官兼领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毕沅《通鉴》云：甲寅，放《唐六典》修官制。盖上言在初二日乙巳。而十一日甲寅下诏置局也。）
２、甲寅，诏令於秘书省置局。差范祖禹、王钦臣充编修官，内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宋匪躬、晁补之充检讨官，仍具画一申尚书省。（《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３、己未，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案：“降授通议”至“霄宫”十一字，据《十朝纲要》补。） 章惇复资政殿东（案：“东”字据《十朝纲要》补。） 学士，（《长编》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癸亥，知湖州，复提举洞霄宫。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复资政殿学士。） 散官（案：“散官”二字，据《十朝纲要》补。） 吕惠卿复中大夫、提举崇福宫。（《长编》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二月辛巳，诏吕惠卿除光禄卿，分司。权给事中姚勔封还。罢之。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复中大夫、崇福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章惇除资政殿学士，吕惠卿复中大夫，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给事中吴安诗不书惇录黄，中书舍人姚勔不草吕惠卿、王中正告词，皆不听。《太平治迹统类》：己未，权给事中吴安诗言：“章惇除资政殿学士，差遣依旧，所有录黄未敢书读行下。”诏依前降指挥。）
４、王子韶除集贤殿修撰。（《长编》卷四百七十七：元祐七年八月甲申，王子韶罢秘书监。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除集校。案：《宋史本传》：出知济州，建言乞追复先烈以贻后法，复以太常少卿召，进秘书监，拜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５、丙寅，朝奉大夫郭知章奏：“臣窃见大河分东北之流数矣，议论蜂起，上惑朝廷之听，至今未决，河北之民被患滋久，已失赋租，荡析田亩，其害不可胜计。臣以谓地形有高低，水势有逆顺，河道有浅深，河流有缓急利害，皆可目睹。方兹隆冬霜降，水落复槽，则利害犹易办也。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村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叆十分二三，然后知大河可以闭北而使行东无疑也。今东流之河，即商胡之故道，询诸父老，具言旧行此七十馀年矣。今者水之复行天也，殆非人力也。夫东流之利甚博，其大略则存溏泊也，通御河也，固北都也，复民田也。至堤防之费，兵夫之役，官员之数，芟草之用，所省不赀，则臣言为可取。乞早降睿旨，下都水监相度施行。”（《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导河东流之议无功。原注：附载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郭知章奏疏。今据原注辑此，又见三月癸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是岁，河决内黄。《长编》卷五百十七原注：曾孝广论河事不合，水官卒建东流之议，已而河决内黄，俾孝广按行，因得行其素志。《宋史·本纪》：是岁，河入德清军决内黄口。《河渠志》三：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郭知章奏云云。於是吴安持复兼都水。《宋史·马默传》：初，元丰间，河决小吴，因不复塞，纵之北流。元祐议臣以为东流便，水官遂与之合。默与同时监司上议，以北流为便。御史郭知章复请从东流，於是作东西马头，复故道为长堤壅河之北流者，劳费甚大。明年，复决而北，竟不能复使之东。）
仁和张大昌辑注
△元祐八年（癸酉，一○九三）
１、七月丙子朔，观文殿学士、大中大夫范纯仁为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纪事本末》卷九十九。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召范纯仁为右仆射，侍御史来之邵论纯仁师事程颐，闇很不才，於国无补，不可复相。杨畏亦攻纯仁，皆不报。纯仁辞，不允。入谢，太皇太后宣谕曰：“相公且与吕大防同心协力。”《编年备要》云：时知颍昌府，遣内侍斋诏赐之，令乘驲赴阙。他日，太皇太后又曰：“公父仲淹，可谓忠臣，在章献垂帘时，惟劝章献尽母道；及仁宗亲政，惟劝仁宗尽子道，可谓忠臣。相公名望，众人所归，必能继绍前人。”纯仁顿首谢曰：“臣不肖，何足以当劝奖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范忠宣行状》云：上遣中使斋诏抚问，仍赐银合、茶药。召公赴阙，拜通议大夫，再为右相。公辞六七，不允。又遣中使促公就位，因入谢，帘中骤曰：“卿此来且与吕大防等同心协力，人言卿必先引用王觌、彭汝砺。”公对曰：“臣方欲荐此二人，望陛下早赐进用。”陈桱《通鉴》云：纯仁之将召也，殿中侍御史杨畏附苏辙，欲相之，因与来之邵上疏，谓纯仁不可复相，乞进用章惇、安焘、吕惠卿，不报。及纯仁视事，吕大防欲以畏为谏议大夫，纯仁曰：“谏官当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乃止。案：大防后十一月卒以杨畏为礼部侍郎。《范太史集》载：元祐八年，范纯仁以通议大夫、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再拜右相。诰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劳於求贤，职在论相。眷言旧德，还复宰司，乃颁命书，播告在位。具官范纯仁，秉心直谅，履道坦夷。宽闲出於天资，忠义本於家学。始终一节，出入四朝，向解钧衡，少旷藩屏。介圭修觐，喜见仪型，公衮言归，益隆体貌。是用延登右弼，仰应中台，宠进文阶，增陪井赋。於戏！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说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毕公之正色。惟贤能俊杰尽其用，则阴阳寒暑得其和。外镇四夷，内附百姓。非至公不能成庶务，非一德无以底丕平。厥殚乃心，无替朕命。”）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令陕西沿边专行铁钱。案：《宋史·本纪》：戊寅，令陕西沿边铁钱、铜钱悉还近地。王巩《随手杂录》云：陕西每铜钱一贯，用铁钱一贯三千文可换，因常司指挥诸州，勿出铜钱，遂效之民间，相传铁钱将不用矣。家家收蓄铜钱，轻用铁钱，由是铁钱贱而物加贵。
１、八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午朔。辛酉，太皇太后有疾，上不视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壬戌，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问圣体。大防等言：“元丰五年，神宗皇帝服药，常降在京及畿内罪人。”太皇太后曰：“莫不消如此。”大防曰：“元丰中，神宗皇帝自以圣躬服药，降此指挥。今上为太皇太后，於体尤顺。”上曰：“依故事。”前此凡奏事，上未尝处分，至是上以太皇太后意在谦仰，故有此宣谕。（《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３、丁卯，吕大防、范纯仁、苏辙、郑雍、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邠，问太皇太后圣体。太皇太后谕大防等曰：“今疾势有加，与相公等必不相见，且喜辅佐官家，为朝廷社稷。”初，大防等欲退，太皇太后独留纯仁，意有所属也。上令大防以下皆往，太皇太后曰：“老身受神宗顾讬，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案：《范忠宣言行拾遗录》引《长编》，“公等”作“公事”。） 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御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太皇太后曰；“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言讫泣下。大防曰：“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太皇太后曰：“不然。正欲对官家说破，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乃呼左右，问曾赐出社饭否，因谓大防曰：“公等各去吃一匙社饭，明年社饭时，思量老身也。”（《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原注：此段据邵伯温辨诬并蔡惇《直笔》删修。蔡惇云：是日社。按戊辰乃二十三日，而《实录》太皇太后谓吕大防等，必不相见，乃二十二日，或太皇太后预言之，今止从《实录》，係之二十二日。）
４、戊辰，太皇太后服药，肆赦。（《长编》卷四百七十八：元祐七年十月癸巳，肆赦。原注：八年秋，太皇太后服药，肆赦。案：《太平治迹统类》云：八月庚午，以太皇太后服药，放朝参。吕大防等入问太皇太后圣体。前此大防奏：“每日进呈文字颇烦，乞自今细事毋烦省览。”宣谕太后今日脉息平和，延福宫奏章已得吉兆。毕沅《通鉴》云：戊辰，赦天下。《长编》不系日，依毕《鉴》附戊辰日。）
《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两京、河北、淮南水。案：《宋史·本纪》：八月丁未，久雨。壬戌，案视京东西、河南北、淮南水灭。《五行志》：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昼夜不息，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诏开京师宫观五日，所在州县令长吏祈祷，宰臣吕大防等待罪。
１、九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丙子朔。） 戊寅，太皇太后疾革，宰臣等入问圣体，见上於崇庆殿之西楹。上泣曰：“太皇太后保佑朕躬，功德深厚，今疾势至此，为之柰何？应祖宗故事，有可以尊崇追报者，宜尽施行。”（《纪事本末》卷九十一。）
２、太皇太后崩。（《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九十三。案：《宋文鉴》毕仲游《宣仁太后哀册文》作九月三日癸酉崩于寿康殿。然考钱氏《朔闰考》，是月丙子朔，无癸酉日，三日正戊寅日也。《哀册文》所载干支恐误。《宋史·本纪》、薛应旂、王宗沐、毕沅《通鉴》均与此同。又案：《宋史宣仁圣烈高皇后列传》云：元祐八年九月，属疾崩，年六十二。）
３、己卯，文武百僚诣崇庆宫听太皇太后遗诏，园陵制度依章献明肃皇太后典故。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纪事本末》卷九十一。案：《栾城集》：改园陵为山陵。手诏：“大行太皇后受遗称制，保佑眇躬。勤劳九年，阜安四海。大德未报，奄弃东朝。布宣末命，中外悲怛。永惟平日谦恭之至意，每避先后临御之常仪。逮兹遗言，止以园陵为号，既非朕尊崇之本志，又失臣下爱戴之诚心。宜诏有司易园陵为山陵。”）
４、戊子，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知定州。（《纪事本末》卷百五。原注：按轼奏议，八月十九日犹以端明侍读《礼》、《书》，论汉，唐正史，则六月二十六日不应已除定州。又《实录》於九月十三日再书除定州，恐六月二十六日所书或误。不然六月二十六日初除，寻不行，故九月十三日再书，而《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案：《纪事本末》此注见《长编》卷四百八十四元祐八年六月壬申轼知定州下。《纪事本末》於九月十三日又系知定州之文，是必《长编》两存，《纪事本末》因两述之。然考《长编》卷四百八十四知定州下原注，於“《实录》不能详记所以也”句下又有云：“六月八日，轼乞越州，不允。七月二十四日，轼又以新知定州乞改越州，诏不允。政目亦二十八书轼知定州。”以上凡四十二字，《纪事本末》删去不录。又案：王氏宗稷《东坡先生年谱》云：元祐八年，寻以二学士出知定州。九月十四日，东府雨中作《示子由诗》云：“去年秋雨时，我在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盖定州之除，必在九月矣。据此，则九月十三日为不误。又考《东坡集》卷三十三载《朝辞起定州论事状》云：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於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於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於此也。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并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以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意也？臣若伺候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於此矣。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戍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之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者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别无利害，而於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唯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光，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於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思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於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士有所未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於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用黾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达四夷，兵连祸结三十馀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於立事，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於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并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於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窃以此疏证之，盖知定州在九月，非六月也。且有不令上殿面辞之指挥，《纪事》不载。至六月二十六日，恐即因九月二十六日，误“九”字为“六”字。若六月已有知定州之命，此疏不应有“新知”字也。又《长编》原书及注中所引“读《礼》、《书》，论汉、唐正史状”，其文未列，未知是否杨氏仲良削去，抑或李氏《长编》本未取其文。今据《东坡集》中所载并附录於此。《东坡集·申省读汉唐正史状》云：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顾临、赵彦若状申：“昨准内降宰臣吕大防劄子奏，臣每旬获侍经筵，窃见进读《五朝宝训》，将欲了毕，自来多用前代正史进读。窃谓其间有不足上烦圣览者，欲乞指挥读讲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钞节成篇，遇读日进呈敷演，庶裨圣治。取进止。奉御宝批依奏。右轼等今已钞节缮写，稍成卷帙，於将来开讲日进读，即未审与《五朝宝训》并进，为复间日一读。谨申尚书省，伏候敕旨。”）
５、癸卯，翰林学士兼侍读范祖禹上言：“臣伏以天下不幸，太皇太后登遐，陛下号慕哀毁，孝性天至，在廷闻者无不摧陨。今将总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安危社稷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呜呼！可不慎哉！（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久备讲读，职在论思，首献言以助万一。陛下宜先诚意正心，推广圣孝，发为德音，行为仁政，以慰天下生民之望，此在陛下加意而已，非难致也。愿陛下循其本而行之，则其末可以无难。昔周公以成王幼弱，故位冢宰，治天下七年，制礼作乐，以致太平，其功德至隆。周公既没，成王追念周公之勋劳，赐鲁以天子礼乐，使世世祀周公，以为非此不足以称周公之德也。成王所以报周公如此，故天下莫不归心。汉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霍光既没，亦葬以天子之礼；帝始亲政事，又思报大将军功德。夫周公、霍光皆人臣也，有非常之功，故成王、宣帝皆报以非常之礼。而况太皇太后，英宗之配，神宗之母，陛下之祖母，有大功於宗庙社稷，有大德於亿兆人民，於陛下之恩，与天地无极，岂人臣之比哉！然则今陛下所宜先者，莫如报太皇太后之德也。自仁宗以来，三后临朝，皆有大功。章献明肃之於仁宗，慈圣光献之於英宗，鞠养扶持，勤劳艰难，亦未得如太皇太后之於陛下也。元丰之末，神宗寝疾病，不能出号令，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於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毫朆假借族人。不惟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廷之故，疏远隔绝。魏王病既殁，然后一往；太皇太后疾已革，然后徐王得入。进退群臣，必随天下之望，不以己意为喜怨赏罚，故至公无私之德，虽匹夫匹妇之口，亦能道之。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者，岂有他哉？凡为赵氏社稷，宋室宗庙，专心一意，保佑陛下也，故身当其劳苦，使陛下享其安逸。昔章献明肃时，亲党多侥幸滥恩，仁宗既亲万机，不免釐革，故小人不能无怨。今太皇太后临朝以来，左右请求，一切拒绝，内外肃然，盖以朝廷不可无纪纲，故身当其怨而使陛下坐收肃清之功。陛下如欲报太皇太后之德，莫若循其法度而守之。祖宗以来，惟以德泽结百姓之心，欲四海安静无事。仁宗行之四十二年，天下至今思之，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然仁宗皇帝圣性宽裕，不忍拒人，内降滥恩，其后比比而有，惟太皇太后严正至静，不可干犯，故能斥逐奸邪，裁抑侥幸，九年如一。故虽德泽深厚，结於百姓，而小人怨者不少矣。）
今必有小人进言曰：‘太皇太后不当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此乃离间之言，不可不察也。当陛下嗣位之初，太皇太后听政之日，臣民上书者以万数，皆言政令有不便者。太皇太后因天下人心欲改，故与陛下同改之，非以己之私意而改也。既改其法，则作法之人及主其法者，有罪当逐，陛下与太皇太后亦以众言而逐之。其所逐者，皆上负先帝，下负万民，天下之所雠疾，众庶所欲同去者也，太皇太后岂有憎爱於其间哉！顾不如此，则天下不安耳。（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惟陛下清心照理，辨察是非，斥远佞人，深拒邪说。有敢以奸言惑圣听者，宜明正其罪，付之典刑，痛惩一人，以儆群慝，则帖然无事矣。陛下若稍入其语，不正其罪，则恐奸言邪说，继进不已。万一追报之礼小有不至，则於太皇太后圣德无损而於陛下孝道有亏，必大失天下人心。陛下岂不见司马光以公忠正直为天下所信服，陛下与太皇太后用以为相，海内之人，无不欣悦，光没之日，无不悲哀，乃至茶坊酒肆之中，亦事其画像。光所以得人心如此者，为其能辅佐陛下，与太皇太后功及天下也。以光之功比之太皇太后止是万分之一，而百姓思之如此，而况太皇太后有天地之恩，於陛下有父母之德，於生民四海爱戴，思慕无穷。陛下若听小人谗说，或追报有所不至，或轻改其政事，岂不大失天下人心乎！人心离於下，则天变见於上，陛下虽欲为善以救之，改过以补之，亦无及矣。夫孝者万行之本，本既不立，则其馀何足观焉！夫小人之情，非为朝廷之计，亦非为先帝之事，皆为其身之利也。日夜伺候，欲逞其恨者久矣。） 今太皇太后新弃天下，陛下初揽政事，乃小人乘间伺隙之时也，故不可不预防之。此等既上误先帝，而今又欲复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纪事本末》卷九十。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等恭闻陛下，自太皇太后寝疾，朝夕不离左右，躬亲药膳，夜不解带，忧瘁泣涕，形於颜色。自遭变故以来，哀慕毁瘠，中外具闻，丧服之礼，务从至隆，又复诏发扬太皇太后圣德，推恩高氏，此大孝之极也。至亲之际，无所閒然。然而臣等犹言及此者，窃闻以小人众多，恐置陛下於有过之地也。如臣等所言，虽万万无之，然不敢不虑於未然。或有纤芥流闻於外，则臣等上负陛下，不先言之罪大矣。不胜忧国爱君之至，惟陛下深留圣思。取进止。贴黄：臣等伏见英宗即位之初，小臣中有张唐英者，上慎始书，预言不宜追尊濮王。近臣中唯司马光先言之。其后，建议者上误英宗追尊濮庙，举朝皆以为不可。朝廷虽尽逐台谏而言者不息，英宗终不能夺众论，圣意但悒怏而已。及神宗即位，深悔英宗不从众言，遂擢张唐英为御史，而司马光大被信任。今小人进言，臣等固未知其有无，然不敢不预，言者亦虑朝廷既有其端，则忠正之士必争论不已，不唯上挠圣怀，亦使天下闻而不平。人心一离，不可复收，陛下他日追悔无及，臣等忧惧危慄，实在於此，惟陛下深察云。《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苏轼先约祖禹上章论列，轼章已就，见祖禹章曰：“公之文，经世之文。轼於朝廷文字失於过当，不若公之言皆可行也。窃愿附名，於‘臣’下加一‘等’字。”毕沅《通鉴》云：戊申，并臣七上表请听政。太皇太后既崩，人怀顾望，莫敢发言，翰林学士范祖禹虑小人乘间为害，乃上疏曰：“陛下方总揽庶政，延见群臣”云云同。又案：《编年备要》云：祖禹怀不能已，越日又上奏。据《范太史集第二劄子》有云：臣窃惟太祖受天眷命，刬革五代之乱，栉风沐雨，为子孙立万世之基。太宗平一海内，守之以文。由真宗至於神宗，皆致太平，海内晏安百三十有四年，虽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自古创业之君，起於细微，身历艰难，亲履勤劳，先有功及民，然后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少；守成之主，生於深宫，不历艰难，不履勤劳，无功及民，而享天下之奉，故失之者常多。是以古人有言“创业非难，守成为难”，盖危亡必起於治安，祸乱必生於逸豫也。今陛下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丰之末，时运艰厄，先帝早弃天下。陛下嗣位，幸赖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议曰：“南朝专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边吏守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以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间，安静无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臣愿陛下守之以静，毫朆无所改为，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诏左右大臣，动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揽於上，谘诹善道，察纳谠言，则并臣邪正，万事是非，必皆了了於圣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朆而物无所隐，其形者至平也；镜所以能鉴妍詀而人无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镜自动，则虽山岳不能见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见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见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见天下之动。荀卿曰：“虚一而静，谓之清明。”圣人清明烛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观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时不出房闱，未尝知天下之事，一旦临朝，所行之政，上当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於公；专为邪，故不便於正；专於动，故不便於静。惟欲人君多所作为，朝廷多所变动，则已有所希冀於其间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则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使谗邪者不能进说，观望者亦皆革心，则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胜一日，岁胜一岁矣。陛下如以臣言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时，明示以圣意所向，使中外一心，归於至正，则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众人，恐有奸言邪说，惑误天听，故臣近与苏轼先事上奏，必蒙省览。陛下圣学稽古，不必远师，前世之事，唯是仪型。仁宗法则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则臣之志愿也，不胜区区之愚。取进止。）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巳朔。） 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於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然臣於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百一。）
２、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大防意，不复争。（原注：此据邵伯温《辨诬》及《闻见录》、《范纯仁墓志行状·言行录》删修。） 畏寻上疏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畏为礼部侍郎，首叛吕大防，上疏云云同。言：“神宗皇帝更法立制以垂万世，乞赐讲求法制，以成继述之道。”上即召畏登殿，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朕皆不能尽知，可详具姓名密以闻。畏即疏章惇、安焘、吕惠卿、邓温伯、李清臣等行义，各加题品；且密奏书万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召章惇为宰相。上皆嘉纳焉。（《纪事本末》卷百一。原注：此据王铚元祐八年《补录》十二月事。今因畏迁礼部侍郎，附见。《补录》称礼部侍郎杨畏，则畏迁礼侍必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也。）
４、庚子。（《长编》卷三百七十五：元祐元年四月乙巳，诏八路选人归吏部差遣。原注：八年十月二十六日，吕大防云云。案：原文已佚。）
１、十一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亥朔。） 先是，枢密院出刘瑗等以下十人姓名，并换入内供奉官。后数日，枢密院复出内批，以刘惟简、随龙除内侍省押班，权入内押班；梁从政内侍省都知。命既下，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纪事本末》卷百一。） 戊戌，执政同进呈希纯状，上曰：“只为京中阙人，兼有近例。”大防曰：“虽如此，众议颇有未安。”忠彦曰：“此与冯宗道、梁惟简例正相似。”辙曰：“此事非谓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首先擢用内臣，故众心惊疑耳。然臣等前者不能仰回圣意，至使宣布於外，以致有司封駮，此皆臣等罪也。”奉世曰：“虽有近例，外人不可户晓，但以卒然施行为非耳！”大防曰：“致令人言，浼渎圣听，此实臣罪。今若不从其言，其除命舍人亦未肯奉行，专益滋章，於体不便。”上释然曰：“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既退，大防等知上从善如流，莫不相庆。（《纪事本末》卷百一。）
２、翰林学士兼修国史范祖禹言：“近闻陛下召内人十人，而李宪之子亦在其中；又召数人，而王中正之子亦在数中。中外之臣，以至民庶，无不藉藉私议，深以为忧。（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皆言执政大臣不能固执，置陛下於有过之地，自今更有大於此者，骤加召用，必骇众听。若大臣又不能固执，则朝廷全无纪纲，公议遂废，其於圣德为损不细。） 何者？陛下初亲庶政，今方逾月，四海之人，倾耳属目，未尝闻行一美政，访一贤臣，先进用内臣，如此众多，必谓陛下私於近习。伏望圣慈更加审察，特赐追改，以安中外之心。”不报。庚寅，遂请对垂拱殿劄子，（案：《范太史集论召内臣劄子》为十一月十一日，此《论邪正劄子》下注云十一月十六日，崇政殿进呈，奉旨留中。据《朔闰考》，是月己巳朔，前丙戌为十一日；此十六日，庚寅也。据补“庚寅”二字。） 言：“臣伏见熙宁之初，王安石、吕惠卿等造立新法，先言天不足畏，众不足从，祖宗不足法，使朝廷不惧灭异，不恤众言，悉变更祖宗旧制，案：范太史《集》作“旧政”。故多引小人以误先帝。（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引去。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结怨夷狄。至熙宁七八年间，天下愁苦，百姓流离。幸赖先帝圣明觉悟，再罢安石，两逐惠卿，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而所引小人，已布满中外，不可复去。如蔡确连起大狱，王韶开边熙河，章惇开边湖南，沈起引惹交贼，寇陷三州，朝廷讨伐，前后死伤二十万。吕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谔等兴造西事，死伤又二十万。先帝悔悼，亲谕辅臣曰：“安南、西师死伤皆不下二十万，朝廷不得辞其咎。”又言：“吕惠卿可诛。”元丰之末，吴居厚行铁冶之法於京东，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辅行盐法於江西，李稷、陆师闵、李元辅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刘定教保甲於河北，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比屋思乱。当此之时，人心懔懔，朝夕不保。） 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早从众言，悉罢新法，修复旧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悬。九年之中，海内晏安，事理无疑，明如日月，外至戎狄，无不咸赖。惟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如使小人得至朝廷，必进奸言，上以惑误陛下，次以倾害善人，下以胁持群臣。万一陛下过听而小人复用，岂惟正人不敢立朝，恐宗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纪事本末》卷百一。案：《范太史集》此下有云：臣每思元丰之末人心已离，不意朝廷复有今日，所以不避万死为陛下明言之。伏望陛下常以社稷为念，深惩小人倾危国家，明谕执政大臣，凡向来所逐，除已死亡外，存者屏废，永不复用，则海内无不安枕矣。《续宋编年资治通鉴》：范祖禹言：“汉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同一轨辙，盖与乱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汉自元帝任用石显，委以政事，杀萧望之、周堪，废刘向等，汉之基业，坏於元帝。唐自明皇使高力士省决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杨国忠皆自力士以进，唐亡之祸，基於开元。熙宁、元丰间，内臣李宪、王中正、宋用臣者三人最为魁杰。宪总兵熙河，中正总兵泾原，震动内外；宪陈再举之策，以至永乐陷没；用臣兴土木之役，为国敛怨，此三人虽加诛戮，未足以谢万姓。朝廷只从宽典，量加废黜，虽宪已死，中正、用臣犹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续又召数人，而李宪、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带御器械二人，中外无不骇愕。既而闻二人以执政言其有过先罢，三人以舍人缴词头且辍，然前来指挥，首违故事。又李宪、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则中正、用臣亦将进用，人心不得不忧，臣所以敢极言之。陛下与太皇太后听政之初，外逐蔡确、章惇、吕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肃清，内外皆无凶人，故天下安静，近古内外肃清，未有如今日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言，悉追罢用内臣，指挥未到，别与差遣；已入者，复援外官，则内外之人，称颂圣德，万口一辞。”上曰：“所召内臣，朕岂有意任用，欲各与差遣尔。”祖禹乃退。又案：此为《论宦官劄子》。《范太史集》於此《劄子》下注云：与《论邪正劄子》同日上。《纪事》未载，今附此。而《续宋编年资治通鉴》於文多所删节，今据集中补录之。案“汉之基业，坏於元帝”下有云：东汉邓后临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顺帝以后，五侯专朝。桓帝、灵帝之时，十常侍擅天下子弟亲党，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宠及三族，违之者灭及五宗，大考党狱，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贼起，朝野崩离。及袁绍诛宦官，献帝奔播困饿，而曹操因之以篡云云。又“唐亡之祸，基於开元”下有云：肃宗任李辅国，未年寝疾，辅国以兵劫迁明皇於西内，杀张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忧崩，肃宗以骇没。贵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妻子，由用辅国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谗，吐蕃寇陷京师，播迁於陕。德宗用宦官分领神策禁兵，其后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终以此亡。宪宗服金丹躁忿，为陈洪志所弑，敬宗为刘克明所弑。文宗欲讨宪宗之贼，谋泄，仇士良杀四宰相及朝臣，灭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忧愤，以至於没。武宗以后，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为父，天下大乱，黄巢贼起，播迁於蜀，又幸兴元。杨复恭自称“定策国老”，呼昭宗为“负心门生天子”。刘季述等废昭宗於东内。韩全诲等劫昭宗，幸凤翔，於是崔裔诛中官，而朱全忠劫迁昭宗，遂弑之。汉、唐亡国之祸，其酷如此，后之人主，可不以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时，王继恩有平蜀之功，中书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读前代书史，不欲宦官预政事。宣徽使，执政之渐也。”宰相恳言继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赏。太宗切责宰相等，乃命学士别立宣政使之目，以使继恩。布衣韩拱辰诣检院上言继恩功大赏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众，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谓深鉴前古而塞祸乱之源矣。英宗服药，任守忠往来交搆两宫，致慈圣太后与英宗不相悦。言者劾奏其罪，贬蕲州安置，尽逐其党。然后慈圣、英宗母子如初，宫省肃清云云。“未有如今日也”下有云：祖宗法度所以维持，后世不可轻变，陛下柰何先自坏之？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业，四方万里奔走，而听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可不慎乎！法度规矩，增修德政，使过於垂帘之时，然后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进一贤，行一善，先骤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闻之，必以为政出宫掖，无复纲纪，如衰季之世，岂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复收之甚难。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悦服，四方悚动，则他日所为，有顺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忧疑，四方解体，他日虽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岂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业之光，名誉之隆，非臣之所知。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给事使令，臣虽至愚，亦知其必未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远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选左右。壬人，尧、舜畏之，佞人，孔子远之，恐其有损而不自觉也。昔唐之时，仇士良教其党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则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权宠，故能专恣二十馀年。夫汉、唐之事，当今必无。然以先帝天资英睿，圣学高明，可谓不世出之主，而内外为小人所误，外兴师旅，内兴百役，先帝未尝享太平之乐，终以忧勤损寿。凡不便之事，皆群小所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谤，臣常痛之，故不欲陛下复近小人，盖以此也。云云。“万口一辞下”有云：以为至美，乃可以解众庶之惑，洗陛下之谤，此如反掌之易，何难而不为哉？自闻近日两次指挥以来，外议汹汹，皆云大臣不能争执，陛下於过举台谏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之知耳，若使之知必不为。臣侍经筵八年。日望一日，岁望一岁，期陛下为令德之主，唯恐有纤毫之失，故不避违拂圣意，数进苦口之言。陛下每留睿听，以臣愚直见知，臣亦不量微力，窃以献纳自任。今兹事体，实系朝政汙隆，人情去就，臣义均休戚荣辱，不忍默默坐视，敢冒万死而献其忠，唯陛下裁察。取进止。）
１、十二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甲辰朔。） 乙巳，尚书右仆射吕大防言：“乞放《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官制一书，为国朝大典。仍乞修史院官兼领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三。案：毕沅《通鉴》云：甲寅，放《唐六典》修官制。盖上言在初二日乙巳。而十一日甲寅下诏置局也。）
２、甲寅，诏令於秘书省置局。差范祖禹、王钦臣充编修官，内范祖禹兼领回报文字，宋匪躬、晁补之充检讨官，仍具画一申尚书省。（《纪事本末》卷九十三。）
３、己未，降授通议大夫、提举洞霄宫（案：“降授通议”至“霄宫”十一字，据《十朝纲要》补。） 章惇复资政殿东（案：“东”字据《十朝纲要》补。） 学士，（《长编》卷四百七十六：元祐七年八月癸亥，知湖州，复提举洞霄宫。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复资政殿学士。） 散官（案：“散官”二字，据《十朝纲要》补。） 吕惠卿复中大夫、提举崇福宫。（《长编》卷四百六十八：元祐六年十二月辛巳，诏吕惠卿除光禄卿，分司。权给事中姚勔封还。罢之。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复中大夫、崇福宫。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十二月，章惇除资政殿学士，吕惠卿复中大夫，王中正复遥郡团练使。给事中吴安诗不书惇录黄，中书舍人姚勔不草吕惠卿、王中正告词，皆不听。《太平治迹统类》：己未，权给事中吴安诗言：“章惇除资政殿学士，差遣依旧，所有录黄未敢书读行下。”诏依前降指挥。）
４、王子韶除集贤殿修撰。（《长编》卷四百七十七：元祐七年八月甲申，王子韶罢秘书监。原注：云：八年十二月十六日，除集校。案：《宋史本传》：出知济州，建言乞追复先烈以贻后法，复以太常少卿召，进秘书监，拜集贤殿修撰、知明州。）
５、丙寅，朝奉大夫郭知章奏：“臣窃见大河分东北之流数矣，议论蜂起，上惑朝廷之听，至今未决，河北之民被患滋久，已失赋租，荡析田亩，其害不可胜计。臣以谓地形有高低，水势有逆顺，河道有浅深，河流有缓急利害，皆可目睹。方兹隆冬霜降，水落复槽，则利害犹易办也。臣比缘使事至河北，自澶州入北京，渡孙村口，见水趋东者，河甚阔而深；又自北京往洺州，过杨村浅口复渡，见水之趋北者叆十分二三，然后知大河可以闭北而使行东无疑也。今东流之河，即商胡之故道，询诸父老，具言旧行此七十馀年矣。今者水之复行天也，殆非人力也。夫东流之利甚博，其大略则存溏泊也，通御河也，固北都也，复民田也。至堤防之费，兵夫之役，官员之数，芟草之用，所省不赀，则臣言为可取。乞早降睿旨，下都水监相度施行。”（《长编》卷五百十七：元符二年十月甲子，郭知章等以导河东流之议无功。原注：附载元祐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郭知章奏疏。今据原注辑此，又见三月癸酉。案：《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云：是岁，河决内黄。《长编》卷五百十七原注：曾孝广论河事不合，水官卒建东流之议，已而河决内黄，俾孝广按行，因得行其素志。《宋史·本纪》：是岁，河入德清军决内黄口。《河渠志》三：五月，水官卒请进梁村上、下约，束狭河门。既涉涨水，遂壅而溃。南犯德清，西决内黄，东淤梁村，北出阚村，宗城决口复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断，河水四出，坏东郡浮梁。十二月丙寅，郭知章奏云云。於是吴安持复兼都水。《宋史·马默传》：初，元丰间，河决小吴，因不复塞，纵之北流。元祐议臣以为东流便，水官遂与之合。默与同时监司上议，以北流为便。御史郭知章复请从东流，於是作东西马头，复故道为长堤壅河之北流者，劳费甚大。明年，复决而北，竟不能复使之东。）
仁和张大昌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