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一
○薛居正五代史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曰《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见《宋史》。）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黄》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恭逢我皇上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数。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以四五百年久晦之书，一旦复出，俾考古者得参互核订，所以嘉惠后学，诚非浅鲜也。
○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五代虽乱离，而各朝俱有实录。梁贞明中，诏李琪、张衮却、殷象、冯锡嘉修《太祖实录》，共成三十卷。寻以事多漏略，又诏敬翔补缉，翔乃别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并行。（见《薛史李琪及敬翔传》。）此《梁祖实录》，贞明中所成也。（其庶人友及《末帝实录》则周时补修，说见后。）后唐明宗天成四年，诏卢质、何瓒、韩彦晖纂修武皇以上及庄宗《实录》，瓒奏张昭（即张昭远，后单名昭，《宋史》有传。）有史才，尝私撰《同光实录》，又欲撰三祖志，并藏唐昭宗赐武皇制诏九十余，请以昭为修撰，并其所撰送史馆。从之。昭以懿献及武皇不践帝位，乃为《纪年录》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上之。（见《薛史 唐纪》及《五代会要》、《宋史 张昭传》。）此唐武皇以上载纪及《庄宗实录》乃天成中所成也。（《薛史 李愚传》：明宗时，愚监修国史，与诸儒修《创业功臣传》三十卷又《李之仪集》记赵凤修《庄宗实录》，不载何挺劾刘句疏，句德之。是实录并有诸臣列传不特朝廷政事也。）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实录》。次年，监修国史姚ダ、史官张昭、李祥、吴承范等修成三十卷，上之。（见《薛史 唐纪》及《吴承范传》、《宋史 张昭传》。）此《明宗实录》，清泰中所成也。（其《闵帝》、《废帝实录》则周广顺中补修，说见后。）晋在汉前，而《晋祖实录》反成在后。后周广顺元年七月，史官贾纬等以所撰《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上之。此晋二帝实录皆周广顺中所成也。汉乾二年二月，诏左谏议大夫贾纬等修《高祖实录》。是年十月，监修国史苏逢吉、史官贾纬等修成二十卷，上之。（见《汉纪》。）此《汉祖实录》，乾中所成也。（其《隐帝实录》亦周显德中补修，说见后。）周显德三年，诏兵部尚书张昭纂修《太祖实录》。五年，昭等修成二十卷，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请修《世宗实录》，以扈蒙、张澹、王格、董为纂修官。（见《周纪》。及《宋史 王溥传》。）此《周太祖实录》皆显德中所成，而《世宗实录》亦是时所修也。其梁庶人友及末帝等《实录》亦皆周代所修。显德三年，诏张昭补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两朝《实录》。昭奏：本朝太祖历试之事在汉隐帝时，请先修《隐帝实录》，以全太祖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弑逆，数月未有纪录，请仿《宋书》元凶劭之例，书为元凶友。唐清泰帝前尚有闵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编纪，并请修《闵帝实录》。其清泰帝请书为废帝，从之。（见《周纪》及《五代会要》、《宋史 张昭传》。）此梁庶人友及末帝、唐闵帝、废帝、汉隐帝《实录》，皆周显德中所补修也。可见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今案其纪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
○薛史书法回护处
《梁太祖纪》，朱、朱瑾救汴后，帝（即朱温。）以其有力于己，厚礼而归之。、瑾以帝军士勇悍，悬金帛诱之，军士利其赀，赴之者众。帝乃移檄让之，瑾等来使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案《通鉴考异》及《五代史补》，朱温常患兵力不足，敬翔说令麾下士诈为叛逃，即奏于唐帝，并告四邻，以追叛为名，可以拓地广众，温大喜，从之。是兖、郓本无诱兵之事，特温托词以为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谓、瑾以诱兵启衅矣。《欧史》则直书宣（《欧史》“”作“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权东归，王（朱温时已封王。）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乃发兵攻之。
天元年七月，帝发东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为嗣。十月，帝至洛阳，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案李彦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传，温既迁唐昭宗于洛阴，遣敬翔至洛，令彦威、叔琮行弑。以龙武兵夜入，叩宫奏事。夫人裴正一开门，问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杀之，直趋椒兰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剑逐而弑之。是昭宗之被弑，实温使彦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温在河中，昭宗遇弑于大内，一若昭宗之弑无与于温者。下又云：温至洛，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一似能曲尽臣节者。《欧史》则直书温遣朱友恭、氏叔琮、蒋元晖等行弑，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唐昭宣帝）命帝（即朱温。）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帝为魏王，兼备九锡之命。帝让相国、魏王、九锡。
案《孔循传》，唐哀帝（即昭宣帝。）封温魏王备九锡，拒不受。蒋元晖、柳灿驰谓温曰：“自古革易之际，必先建国，备九锡，然后禅位。”温曰：“我不由九锡作天子可乎？”是温急于篡国，非让殊礼也。而《薛史》云云，则似温真能辞让矣。《欧史》则云，温怒不受。
是岁，唐昭宣帝卜祀天于南郊，温怒，以为蒋元晖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惧，遂改卜郊。《薛史》不书。又是岁，温遣人告蒋元晖私侍何太后，遂杀元晖，弑太后。《薛史》亦不书。
昭宣帝禅位后，梁封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书。
乾化二年，温为其子友所弑。《薛史》亦不书，但书友葬太祖于伊阙，号宣陵。
《唐明宗纪》，帝奉庄宗命讨赵在礼，至邺城，夜有军士张破败等鼓噪逼营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与城中约，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乱兵益擐甲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霍彦威蹑帝足，请诡许之，因为乱兵拥入城，夕乃得出。帝欲归藩，上章图再举，重诲等谓元行钦已弃甲而去，（行钦亦以兵攻邺，闻兵变，别拔营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当赴阙自陈以杜谗口，帝从之。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元行钦已以蜚语入奏。及至汴，有姚彦温来投，谓主上已惑行钦之言，事势已离，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庄宗寻为郭从谦所弑，帝急入洛。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宫礼毕，即归藩矣。”而群臣上笺劝进至再三，请监国，帝始从之。据此则明宗遇军变后，率兵向京师，并无反心，只欲自诉。迨庄宗被弑，犹欲俟其子继岌至而奉之，可谓纯臣矣。然考当日情事，有不尽然者。明宗性本实，兵变之初，固不肯因以为利，即兵变后，欲归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属实情。然是时惟有只身归朝，庶明心迹，而明宗武夫，岂能知此？方外怵于元行钦之奏其反，内惑于石敬瑭、安重诲等之劝其反，势当骑虎难下之时，不得不为挺鹿走险之计，则当其率兵而南，固已变计决反，非真欲面诉于庄宗之前也。天下岂有欲自诉不反，而转举兵向阙者？本纪所云，赴阙自陈，可不辨而知其饰说也。且是时甫一举足，反形已露。康义诚曰：“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义诚传》）非决计反，则何以纳其言也？郑琮在营中，安重诲欲征四方兵，琮历数诸道屯兵之数，附口传檄，相次而至。（《琮传》。）王晏球率兵戍瓦桥关，明宗招之，即以兵来会。（《晏球传》）非决计反，则何以征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马以益军矣。至河上，则劫上供船绢帛以犒军矣。既先以三百骑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晋纪》）又养子从珂自横水率兵，与王建立倍道驰至，由是军声大振。（《废帝纪》）其抗逆之迹已不待言，而本纪犹谓其入汴入洛，犹怀退让，盖当时实录例有隐讳，修史者但照本抄录，不复改订耳。《欧史》则书，军变后，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至钜鹿，掠马三千以益军。是明著其反逆之迹，可谓直笔。而其先本无欲反之意，则于《石晋纪》及《霍彦威传》内见之，是又不没其初念，以见其仓卒被逼，不同于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汉隐帝纪》，帝密诏李洪义诛王殷，又诏郭崇诛郭威、王峻。而洪义不敢发，反以诏示威。威即召王峻、郭崇及诸将校至，曰：“君等当奉行诏书，断予首以报天子。”崇等曰：“此必李业等所诬构，事可陈论，何须自弃。”于是争劝威入朝，乃率众南行。《周太祖纪》亦云，帝（郭威）途次又谓将校曰：“吾此来万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宁论曲直。汝等不如奉行前诏，我以一死谢天子，实无所恨。”是郭威本志似尚能守臣节者。
案《魏仁浦传》，郭威得洪义所示密诏，即召仁浦于卧内，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令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遂举兵渡河。是威方更诏书以欺众，讵肯以天子诛己之诏出示诸将，使奉诏杀己乎？本纪所云，诬饰显然。《欧史》帝纪则直书郭威反。
《周太祖纪》，汉隐帝遣慕容彦超拒郭威于刘子坡，王师败。威谓宋延渥曰：“尔国亲，可速往卫主上。”明日，望见帝旗在高坡之上，谓隐帝在其下，即免胄而前。左右劝止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忧焉。”及至，则隐帝已去矣。
案刘子坡之战，隐帝亲在阵中，威果欲自诉，何不于是时释甲趋谒，乃方遣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骑以乘之。既败王师，岂有明日又欲束身见主之理？且明日清晨，隐帝已为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其为饰说亦不待辨也。
隐帝既崩，郭威遣人迎湘阴公ど来即位。已而威至澶州，兵变入京。王峻闻ど已至宋州，虑左右变生，遣郭崇以七百骑往卫之。
案《十国春秋》，崇至宋州，ど召见于楼上，判官董裔说ど曰：“崇瞻视举措，必有异谋，不如杀之。”ど犹豫不决，崇遂幽ど于外馆。是峻之遣崇，本欲害ど于途也，而本纪反云卫之，尤属矛盾。《欧史》则直书，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骑逆ど于宋州，杀之。
○薛史失检处
唐庄宗之被弑也，弟存霸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与刘后奔太原。《薛史 符彦超传》谓，存霸至太原，与吕、郑二内官谋杀留守张宪及其部将符彦超。彦超觉之，部下大噪，宪出奔，军士杀存霸及吕、郑。而《张宪传》则谓，存渥奔太原，左右见其马已断饰，必战败而逃者，因欲杀吕、郑，系存渥以观变。宪不可，而彦超已诛吕、郑，军士大乱。是一事也，《彦超传》则以为存霸，《宪传》则以为存渥，殊属两歧。案存渥出奔，行至风谷，为部下所杀，惟存霸翦发为僧，求彦超庇护，而军士杀之。是与吕、郑同被杀者，乃存霸，非存渥也。《欧史》则宪、彦超二传皆书存霸。又南唐刘仁赡死守寿州，《薛史》则列在周书，盖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既没，又赠┰极隆，故列之于周臣也。然仁赡固守无二志，其子崇谏劝之降，即斩以徇。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降，且舁至周营。世宗嘉其忠于所事，加爵进宫，诏出而仁赡已卒，是仁赡实未尝降也。《薛史 周纪》既书刘仁赡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让请罪，《仁赡传》亦云仁赡病急，翻然纳款。末又云，先斩其子崇谏，其后出降，乃欲保其后嗣，抑有由焉。是真谓仁赡之初抗节，而终改节矣。若非《欧史》辨明，岂不受诬千载邪！符彦饶斩白奉进之兵，奉进来责，彦饶麾下兵噪而杀奉进。已而军将马万等作乱，缚彦饶送京，诬其通范延光谋反，晋祖遂使人杀之于途。《薛史》竟称彦饶通延光反，伏诛。《欧史》则直书其事，谓以反诛非其罪也。可见《薛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此《欧史》之所以作也。
○薛史亦有直笔
薛史虽多回护处，然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列传诸臣多与居正同仕前朝，否则其子孙亦有与居正同官于宋者。赵延寿子廷赞，仕宋为庐、延等州节度使，而《延寿传》不讳其背晋附辽，求为辽太子之事。崔协子颂，仕宋为谏议大夫，而《协传》直书任圜讥其没字碑。符存审子彦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审传》不讳其少时犯罪将就戮，以善歌得妓者救免之事。王继弘子永昌，仕宋为内诸司使，而《继弘传》载其曾为高唐英将，唐英待之甚厚，后竟杀唐英，自为留后，曰：“吾侪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得志？”尹晖子勋，仕宋为防御使，而《晖传》不讳其反戈推戴唐废帝之事，传赞并谓因倒戈而杖钺，岂义士之所为。赵在礼孙廷勋，仕宋历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礼传》载其在宋州贪暴，及移镇，民相贺曰：“拔去眼中钉矣。”在礼闻之怒，又乞留宋一年，每户征钱一千，号“拔钉钱”。后契丹入汴，索在礼货财，在礼不胜愤，以衣带就马枥自缢死。安审琦三子皆仕宋为显官，而审琦妾通于隶人，遂与之通谋，杀死审琦之事，传中亦不讳。此足见其直笔，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也。他如高汉筠子贞文，仕宋为开封尹，而《汉筠传》历叙其洁己爱民，则以汉筠本良二千石也。高行周子怀德，仕宋为驸马都尉，而《行周传》叙其历官政绩，则以行周敝塑以慎重自处者也。此薛史之终不可没也。
○薛欧二史体例不同
《薛史 梁祖纪》开首即以帝称之；《欧史》则先称朱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僭位后始称帝。盖薛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列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于刺史，皆书于本纪，几同腐烂朝报；《欧史》则但书除拜宰相及枢密使，其余不书，以省繁冗也。五代革易频仍，惟梁、唐创业，各三十余年，故其臣有始终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历仕数朝。《薛史》则以死于某朝者，即入于某朝传内，如张全义、朱友谦、袁象先等事迹多在梁朝，而编入《唐书》；杨思权佐唐废帝篡位，而编入《晋书》；冯道历唐、晋、汉、周皆为相，而编入《周书》。《欧史》则以专仕一朝者系于某朝，其历仕数朝者则另为杂传，以叙其历宦之迹，此又创例之最得者。
○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欧史》虽多据《薛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在，观《通鉴考异》尚引梁太祖、唐庄宗《实录》，则欧公时尚在可知也。《欧史 郭崇韬传赞》云：“余读《梁宣底》”，则实录之外又有宣底等故籍，皆不遗也。刘句之《旧唐书》修成亦吸睹，其所援据底本，方藉以修《新唐书》，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足资考订。至宋初诸臣记五代事者尤多。案《宋史》，范质尝述朱梁至周为《通录》六十五卷，（《质传》）王溥亦采朱梁至周为《五代会要》，共三十卷，（《溥传》）王子融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子融传》）路振采五代九国君臣事迹，作世家列传。（《振传》）郑向以五代乱亡，史多缺漏，著《开皇纪》三十卷。（《向传》）此外又有孙光宪《北梦琐言》、陶岳《五代史补》、王禹《五代史阙文》、刘恕《十国春秋》、龚颖《运历图》，见于《宋文志》及晁公武《读书志》者，皆在欧公之前，足资考订。其出自各国之书，如钱俨之《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汤悦之《江南录》、徐铉之《吴录》、王保衡之《晋阳见闻要录》，又皆流布。而徐无党注中所引证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国志》、《五代春秋》、《鉴戒录》、《纪年录》、《三楚新编》、《纪年通谱》、《闽中实录》等书，又皆欧所参用者。盖《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欧史书法谨严
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如《梁纪》孙儒攻杨行密于扬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纪》遣刘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讨，如《唐纪》命李嗣源讨赵在礼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纪》东征慕容彦超是也。攻战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张全义取河阳是也。难得曰克，如庞师古克徐州是也。以身归曰降，如冯霸杀潞将李克恭来降是也。以地归曰附，如刘知俊叛附于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为皇后，如《唐明宗纪》立淑妃曹氏为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如《唐庄宗纪》立刘氏为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其他书法亦各有用意之处。如《梁纪》书弑济阴王，王即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济阴王者，逊位后梁所封之王，书之以著其实，又书弑以著梁罪也。襄州军乱，杀其刺史王班，不书王班死之，而以被杀为文者，智不足以卫身而被杀，不可以死节予之也。杀王师范，不曰伏诛而曰杀者，有罪当杀曰伏诛，不当杀则以两相杀为文也。郢王友反，反与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则自下谋上，恶逆更大也。反不书日者，反非一朝一夕，难得其日也。梁太祖、唐庄宗皆被弑，故不书葬。唐明宗考终，宜书葬矣，以贼子从珂所葬，故亦不书也。《梁纪》，天雄军乱，节度使贺德伦叛附于晋，乱首系张彦而书德伦者，责在贵者也；而德伦究不可加以首恶，而可责以不死，故书叛附于晋也。唐灭梁，敬翔自杀，翔因梁亡而自杀，可谓忠矣，不书死之而但书自杀，以梁祖之恶皆翔所为，故不以死节予之也。除官非宰相、枢密使不书，（说见前。）而《唐纪》书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滥也。《明宗纪》先书皇帝即位于柩前，继书魏王继岌薨，见其即位时君之子尚在，则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又书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而杀之，从谦弑庄宗，乃不讨而反官之，见明宗之无君也。其罪本宜诛，乃不书伏诛而书杀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诛，故以两相杀为文也。秦王从荣以兵入兴圣宫，不克，伏诛，从荣本明宗子，以明宗病，恐不得立，以兵自助，故不书反，而擅以兵入宫，其罪当诛，故其死书伏诛也。《汉纪》，隐帝崩即书汉亡，隐帝被杀后，尚有李太后临朝，及迎湘阴公ど嗣位之事，汉犹未亡也，而即书汉亡，见太后临朝等事皆周所假托，非汉尚有统也。《周太祖纪》书汉人来讨，周祖篡汉得位，崇之于周，义所当讨，故书讨也。《世宗纪》书帝如潞川攻汉，不曰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此可见《欧史》本纪书法，一字不苟也。其列传亦有折衷至当者。死节分明，如王彦章、裴约、刘仁赡既列之《死节传》矣，尚有宋令询、李遐、张彦卿、郑昭业等，皆一意矢节，以死殉国，而传无之，则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传故也，然于本纪特书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传之有无矣。张宪留守太原，庄宗被弑后，皇弟存霸来奔，或劝宪拘存霸以俟朝命，张昭又劝其奉表明宗，宪皆涕泣拒之。已而存霸为苻彦超军士所杀，宪出奔沂州，《薛史》书宪坐弃城赐死，欧独明其不然，然以其不死于太原，故亦不入于《死事传》，但书宪出奔沂州见杀而已。药彦稠、王思同皆以兵讨潞王从珂，为从珂所执而死，乃思同入《死事传》，而彦稠不入，则以思同词义不屈，系甘心殉国者，彦稠第被执见杀，不可竟以死节予之也。于此可见《欧史》之斟酌至当矣。
○欧史传赞不苟作
《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于《张承业传》则极论宦官之祸，而推明郭崇韬之死由于宦官之谮，使崇韬不死，其所将征蜀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庄宗之天下而代之哉。追原祸本，归狱貂，可谓深切著明矣。唐六臣张文蔚等押传国宝逊位于梁，此事与朋党何涉，而传赞忽谓此时君子尽去，小人满朝，故其视亡国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尽去者，皆朋党之说中之也。盖宋仁宗时，朝右党论大兴，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发端，警切时事，不觉其大声疾呼也！至《晋出帝纪赞》深明以侄为子而没其本生父为非，谓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当时以为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以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自古虽出继为人后，未有绝其本生而不称父母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于《晋家人传赞》又反复申明之。则以当时濮议纷呶，朝臣皆以英宗当考仁宗，而以本生濮王为伯。欧公与韩琦等独非之，故因是以深斥其非礼也。可见《欧史》无一字苟作。
○欧史失检处
《欧史》亦有失检处。唐昭宗之被弑也，《李彦威传》则云，梁祖遣敬翔至洛，与彦威等谋弑之。《李振传》又云，梁祖遣振至洛，与彦威等谋弑之。此必有一误。《梁本纪》书朱友谦叛，杀同州节度使程全晖。而《全晖传》则云，全晖奔京师。是纪传两不符合。《薛史》则纪传皆称奔京师，当不误也。《罗绍威传》，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军，岁久益骄，至绍威时已二百年。案承嗣至绍威实止百五十年，《欧史》所云亦行文之误。《郑遨传》，遨与李振善，方振贵显，遨不一顾，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视之。案振仕梁为枢密使，并无远谪之事，及唐灭梁，振即被诛，又未尝贬窜也，而遨传何以云耶？唐庄宗被弑后，其弟存霸奔太原。据《符彦超传》则云彦超欲留之，军士大噪，遂杀之。《张宪传》又云，宪欲纳之，彦超不从，存霸乃见杀。亦不画一。且《欧史》例以历仕数朝者入杂传，专仕一朝者入某朝传。氏叔琮、李彦威、李振、韦震皆只仕梁一朝，何以不入梁传而入杂传？元行钦先事刘守光，继降唐，何以反不入杂传，而列于《唐臣传》？此不免自乱其例也。至如宋太祖奋迹，全在周朝，建立战功，勋望由此大著。《薛史》于《周纪》一一叙之，如高平之战，则书今上先犯其锋；清流关之战，书今上破淮贼万五千人，擒皇甫晖、姚凤；六合之战，书今上大破江南军于六合；楚州之役，书今上在城北，亲冒矢石，登城拔之；迎銮江口之捷，书今上率战棹直抵南岸，焚栅而还。此皆宋太祖历试之迹也，欧史一概不书，但云周师击败之而已，岂以宋祖仕周为讳耶？然宋祖由周臣为军士拥立，固不能讳，亦不必讳也。居正在太祖时修史，必进御览，并不隐讳。《欧史》修于仁宗时，乃转讳之耶，盖第欲取其行文之简净耳。
○一产三男入史
一产三男、四男入史，自《旧唐书》始。《高宗纪》，嘉州辛道让妻一产四男，高苑县吴文威妻魏氏一产四男。《哀帝纪》，颖州汝阴县彭文妻一产三男。欧阳《五代史》仿之，亦载于本纪，如同光二年，军将赵晖妻一产三男是也。或以为瑞而记之，不知此乃记异耳。徐无党注云，此因变异而书，重人事故谨之。后世以此为善祥，故于乱世书之，以见其不然也。今案唐高宗后，即有武氏之祸，哀帝正当失国时，尚有此事。又《宋史》哲宗绍圣四年，宣州民妻一产四男；元符二年，河中猗氏县民妻一产四男。徽宗重和元年，黄岩民妻一产四男，未几即有金人之祸。可知一产三男、四男皆是变异，非吉祥也。
○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
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查初白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盖以为世所稀有之异事也。不知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废帝潞王从珂，从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辙也。赵在礼为军士皇甫晖等所逼，据邺城叛，庄宗遣嗣源讨之。方下令攻城，军吏张破败忽纵火噪呼，嗣源叱之，对曰：“城中之人何罪，但思归不得耳。今宜与城中合势，请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谕之。乱兵呼曰：“令公不欲，则他人有之。我辈狼虎，岂识尊卑！”安重诲、霍彦威等劝嗣源许之，乃拥嗣源入城，与在礼合。率兵而南，遂得为帝。（见《霍彦威》等传。）此唐明宗之由军士拥立也。潞王从珂为凤翔节度使，因朝命移镇，心怀疑惧，遂据城拒命。愍帝命王思同等讨之，张虔钊会诸镇兵皆集，杨思权攻城西，尹晖攻城东。从珂登城呼外兵曰：“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我实何罪而见伐乎？”因恸哭，外兵闻者皆哀之。思权呼其众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拥军士入城。晖闻之，亦解甲降。从珂由是率众而东，遂得为帝。（见《王思同》、《杨思权》等传。）此废帝之由军士拥立也。郭威以汉隐帝欲诛己，遂起兵犯阙，隐帝遇弑，威请太后临朝，又迎立湘阴公。会契丹兵入滑州，威率兵北伐，至澶州，军校何福进等与军士大呼，越屋而入，请威为天子，或有裂黄旗以加其身者，山呼震地，拥威南还，遂得为帝。（见汉、周各本纪。）此周祖之由军士拥立也。尚有拥立而未成者，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时，因出猎，军中忽有拥之呼万岁者，敬瑭惶惑不知所为，段希尧劝其斩倡乱者李晖等三十余人，乃止。（《希尧传》）敬瑭为帝后，命杨光远讨范延光，至滑州，军士推光远为主，光远曰：“天子岂汝等贩弄之物。”乃止。（《光远传》）符彦饶率兵戍瓦桥关，裨将张谏等迎彦饶为帅，彦饶伪许之，约明日以军礼见于南衙，遂伏甲尽杀乱者。（《彦饶传》）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军校因醉扬言，昨澶州马军扶策，今我步军亦欲扶策。威闻急擒其人斩之，令步军皆纳甲仗，始不为乱。（《周本纪》）此皆拥立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见是时军士策立天子，竟习以为常。推原其始，盖由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见新、旧《唐书 藩镇传》。）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今就唐末及五代计之，黄巢之乱，武宁节度使支详遣时溥率兵赴难，兵大呼反逐支详，推溥为留后。（《溥传》）青州王敬武卒，三军推其子师范为留后。（《师范传》）义武王处存卒，军中推其子郜为留后。李克用之起也，康君立等推为大同军防御使。朱本郓州指挥使，军中推为本州留后。天雄军乱，囚其节度使乐彦贞，并杀其子从训，聚而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罗弘信出应之，牙军遂推为留后。（《弘信传》）夏州李思谏卒，军中立其子彝昌为留后。赵在礼之被逼而反也，军士皇甫晖因戍兵思归，劫军将杨仁为帅，仁不从，晖杀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从，亦杀之。乃携二首诣在礼曰：“不从者视此！”在礼不得已从之，遂为其帅。如此类者，不一而足。计诸镇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军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亦风会所必至也。乃其所以好为拥立者亦自有故，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如魏博牙兵是也。（说见后。）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如明宗之立，赵在礼即授沧州节度使，皇甫晖亦擢陈州刺史。杨思权叛降废帝于凤翔时，先谓废帝曰：“望殿下定京师后，与臣一镇，勿置在防御、团练之列。”乃怀中出一纸，废帝即书可宁节度使，后果与尹晖皆授节镇。同时立功之相里金、王建立亦擢节度使。周祖即位，亦以佐命之王峻为枢密使，郭崇为节度使。此将校之所以利于拥立也。至军士之得重赏，恣劫夺，更无纪极。明宗之入洛地，京师大乱，焚剽不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来见。（《本纪》）废帝之反，愍帝遣兵讨之，幸左藏库，赏军人各绢二十匹、钱五千。军士负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康义诚传》）王师既降，废帝许以事成重赏，军士皆过望。及入立，有司献库籍甚少，废帝大怒。自诸镇至刺史，皆进钱帛助赏，犹不足，乃率民财佐用，囚系满狱，又借民屋课五月。（《卢质》、《李专美》等传》诸军犹不满欲，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本纪》）先是帝在凤翔，许入洛后，人各赏百缗，至是以禁军在凤翔降者杨思权等，各赏马二、驼一、钱七十缗，军士二十缗，在京者十缗。（《通鉴》）周太祖初至滑州时，王峻谕军士曰：“我得公处分，俟入京，许尔等旬日剽掠。”众皆踊跃。（《本纪》）及至汴，自迎春门入，诸军大掠，烟火四发。明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为空城矣。”由是命诸将斩其尤甚者，晡时乃时。（《本纪》）而前滑州节度使白再荣已为乱军所害，侍郎张允坠屋死。（《隐帝纪》）安叔千家赀已掠尽，军士犹意其有所藏，掠不已，伤重，归于洛阳。（《叔千传》时有赵童子者，善射，愤军士剽掠，乃大呼曰：“太尉志除君侧之恶，鼠辈敢尔，乃贼也。”持弓矢据巷口，来犯者辄杀，由是保全者数十家。后周祖闻民间有赵氏当有天下之谣，疑此童子，遂使人诬告杀之。（《五代史补》）又赵凤见居民无不剽之室，亦独守里门，军不敢犯。（《凤传》）是周祖犯阙时，居民得免劫夺者，惟此二赵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无不被害也。此军士之利于拥立也。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开辟以来一大劫运也。
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其曰《五代史》者，乃后人总括之名也。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监修者为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同修者为卢多逊、扈蒙、张澹、李、刘兼、李穆、李九龄。（见《宋史》及晁公武《读书志》《玉海》所引《中兴书目》。）皆本各朝实录为稿本，此官修之史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没后，熙宁五年诏求其书刊行。（见《宋史》。）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止用《欧史》，于是《薛史》渐湮。惟前明《永乐大黄》多载其遗文，然已割裂淆乱，非《薛史》篇第之旧。恭逢我皇上开四库馆，命诸臣就《永乐大典》中甄录排纂，其缺逸者则采宋人书中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于是《薛史》复为完书，仍得列于正史，遂成二十三史之数。今覆而案之，虽文笔迥不逮《欧史》，然事实较详，盖《欧史》专重书法，《薛史》专重叙事，本不可相无。以四五百年久晦之书，一旦复出，俾考古者得参互核订，所以嘉惠后学，诚非浅鲜也。
○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五代虽乱离，而各朝俱有实录。梁贞明中，诏李琪、张衮却、殷象、冯锡嘉修《太祖实录》，共成三十卷。寻以事多漏略，又诏敬翔补缉，翔乃别成三十卷，名曰《大梁编遗录》，与实录并行。（见《薛史李琪及敬翔传》。）此《梁祖实录》，贞明中所成也。（其庶人友及《末帝实录》则周时补修，说见后。）后唐明宗天成四年，诏卢质、何瓒、韩彦晖纂修武皇以上及庄宗《实录》，瓒奏张昭（即张昭远，后单名昭，《宋史》有传。）有史才，尝私撰《同光实录》，又欲撰三祖志，并藏唐昭宗赐武皇制诏九十余，请以昭为修撰，并其所撰送史馆。从之。昭以懿献及武皇不践帝位，乃为《纪年录》二十卷、《庄宗实录》三十卷，上之。（见《薛史 唐纪》及《五代会要》、《宋史 张昭传》。）此唐武皇以上载纪及《庄宗实录》乃天成中所成也。（《薛史 李愚传》：明宗时，愚监修国史，与诸儒修《创业功臣传》三十卷又《李之仪集》记赵凤修《庄宗实录》，不载何挺劾刘句疏，句德之。是实录并有诸臣列传不特朝廷政事也。）清泰二年，命史官修《明宗实录》。次年，监修国史姚ダ、史官张昭、李祥、吴承范等修成三十卷，上之。（见《薛史 唐纪》及《吴承范传》、《宋史 张昭传》。）此《明宗实录》，清泰中所成也。（其《闵帝》、《废帝实录》则周广顺中补修，说见后。）晋在汉前，而《晋祖实录》反成在后。后周广顺元年七月，史官贾纬等以所撰《晋高祖实录》三十卷、《少帝实录》二十卷，上之。此晋二帝实录皆周广顺中所成也。汉乾二年二月，诏左谏议大夫贾纬等修《高祖实录》。是年十月，监修国史苏逢吉、史官贾纬等修成二十卷，上之。（见《汉纪》。）此《汉祖实录》，乾中所成也。（其《隐帝实录》亦周显德中补修，说见后。）周显德三年，诏兵部尚书张昭纂修《太祖实录》。五年，昭等修成二十卷，上之。六年，世宗崩，王溥请修《世宗实录》，以扈蒙、张澹、王格、董为纂修官。（见《周纪》。及《宋史 王溥传》。）此《周太祖实录》皆显德中所成，而《世宗实录》亦是时所修也。其梁庶人友及末帝等《实录》亦皆周代所修。显德三年，诏张昭补修梁末帝及唐清泰帝两朝《实录》。昭奏：本朝太祖历试之事在汉隐帝时，请先修《隐帝实录》，以全太祖之事。又梁末帝之上有郢王友弑逆，数月未有纪录，请仿《宋书》元凶劭之例，书为元凶友。唐清泰帝前尚有闵帝，在位四月，亦未有编纪，并请修《闵帝实录》。其清泰帝请书为废帝，从之。（见《周纪》及《五代会要》、《宋史 张昭传》。）此梁庶人友及末帝、唐闵帝、废帝、汉隐帝《实录》，皆周显德中所补修也。可见五代诸帝本各有实录，薛居正即本之以成书，故一年之内即能告成。今案其纪载，不惟可见其采取实录之迹，而各朝实录之书法亦并可概见焉。
○薛史书法回护处
《梁太祖纪》，朱、朱瑾救汴后，帝（即朱温。）以其有力于己，厚礼而归之。、瑾以帝军士勇悍，悬金帛诱之，军士利其赀，赴之者众。帝乃移檄让之，瑾等来使不逊，乃命朱珍侵曹伐濮。案《通鉴考异》及《五代史补》，朱温常患兵力不足，敬翔说令麾下士诈为叛逃，即奏于唐帝，并告四邻，以追叛为名，可以拓地广众，温大喜，从之。是兖、郓本无诱兵之事，特温托词以为兵端也。而《薛史》云云，是真谓、瑾以诱兵启衅矣。《欧史》则直书宣（《欧史》“”作“宣”。）瑾助汴，已破秦宗权东归，王（朱温时已封王。）移檄兖、郓，诬其诱汴亡卒，乃发兵攻之。
天元年七月，帝发东都至河中。八月壬寅，昭宗遇弑于大内，遗制以辉王为嗣。十月，帝至洛阳，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案李彦威、（即朱友恭。）氏叔琮等传，温既迁唐昭宗于洛阴，遣敬翔至洛，令彦威、叔琮行弑。以龙武兵夜入，叩宫奏事。夫人裴正一开门，问奏事何得以兵入，牙官史太杀之，直趋椒兰殿。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剑逐而弑之。是昭宗之被弑，实温使彦威等行事也。而《薛史》云：温在河中，昭宗遇弑于大内，一若昭宗之弑无与于温者。下又云：温至洛，临于梓宫，只见于嗣君。一似能曲尽臣节者。《欧史》则直书温遣朱友恭、氏叔琮、蒋元晖等行弑，昭宗崩。
二年十一月，天子（唐昭宣帝）命帝（即朱温。）为相国，总百揆，以宣武等二十一道为魏国，进封帝为魏王，兼备九锡之命。帝让相国、魏王、九锡。
案《孔循传》，唐哀帝（即昭宣帝。）封温魏王备九锡，拒不受。蒋元晖、柳灿驰谓温曰：“自古革易之际，必先建国，备九锡，然后禅位。”温曰：“我不由九锡作天子可乎？”是温急于篡国，非让殊礼也。而《薛史》云云，则似温真能辞让矣。《欧史》则云，温怒不受。
是岁，唐昭宣帝卜祀天于南郊，温怒，以为蒋元晖等欲延唐祚，昭宣帝惧，遂改卜郊。《薛史》不书。又是岁，温遣人告蒋元晖私侍何太后，遂杀元晖，弑太后。《薛史》亦不书。
昭宣帝禅位后，梁封为济阴王，开平二年正月弑之。《薛史》亦不书。
乾化二年，温为其子友所弑。《薛史》亦不书，但书友葬太祖于伊阙，号宣陵。
《唐明宗纪》，帝奉庄宗命讨赵在礼，至邺城，夜有军士张破败等鼓噪逼营曰：“城中兵何罪，直畏死耳。今已与城中约，欲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帝力拒之，乱兵益擐甲露刃，环帝左右。安重诲、霍彦威蹑帝足，请诡许之，因为乱兵拥入城，夕乃得出。帝欲归藩，上章图再举，重诲等谓元行钦已弃甲而去，（行钦亦以兵攻邺，闻兵变，别拔营去。）不知其所奏如何，正当赴阙自陈以杜谗口，帝从之。至相州，获官马二千匹。元行钦已以蜚语入奏。及至汴，有姚彦温来投，谓主上已惑行钦之言，事势已离，不可再合。帝曰：“卿自不忠，言何悖也。”庄宗寻为郭从谦所弑，帝急入洛。时魏王继岌征蜀未还，帝谓朱守殷曰：“公善巡抚，以待魏王。吾奉大行梓宫礼毕，即归藩矣。”而群臣上笺劝进至再三，请监国，帝始从之。据此则明宗遇军变后，率兵向京师，并无反心，只欲自诉。迨庄宗被弑，犹欲俟其子继岌至而奉之，可谓纯臣矣。然考当日情事，有不尽然者。明宗性本实，兵变之初，固不肯因以为利，即兵变后，欲归藩待罪，欲上章申理，亦属实情。然是时惟有只身归朝，庶明心迹，而明宗武夫，岂能知此？方外怵于元行钦之奏其反，内惑于石敬瑭、安重诲等之劝其反，势当骑虎难下之时，不得不为挺鹿走险之计，则当其率兵而南，固已变计决反，非真欲面诉于庄宗之前也。天下岂有欲自诉不反，而转举兵向阙者？本纪所云，赴阙自陈，可不辨而知其饰说也。且是时甫一举足，反形已露。康义诚曰：“今从众则有归，守节则将死。”明宗纳其言。（《义诚传》）非决计反，则何以纳其言也？郑琮在营中，安重诲欲征四方兵，琮历数诸道屯兵之数，附口传檄，相次而至。（《琮传》。）王晏球率兵戍瓦桥关，明宗招之，即以兵来会。（《晏球传》）非决计反，则何以征诸道兵也？至相州，即掠官马以益军矣。至河上，则劫上供船绢帛以犒军矣。既先以三百骑付敬瑭，使速入汴，（《石晋纪》）又养子从珂自横水率兵，与王建立倍道驰至，由是军声大振。（《废帝纪》）其抗逆之迹已不待言，而本纪犹谓其入汴入洛，犹怀退让，盖当时实录例有隐讳，修史者但照本抄录，不复改订耳。《欧史》则书，军变后，嗣源入于魏，与在礼合。以其兵南，遣石敬瑭将三百骑为先锋。嗣源至钜鹿，掠马三千以益军。是明著其反逆之迹，可谓直笔。而其先本无欲反之意，则于《石晋纪》及《霍彦威传》内见之，是又不没其初念，以见其仓卒被逼，不同于郭威之自澶州入也。
《汉隐帝纪》，帝密诏李洪义诛王殷，又诏郭崇诛郭威、王峻。而洪义不敢发，反以诏示威。威即召王峻、郭崇及诸将校至，曰：“君等当奉行诏书，断予首以报天子。”崇等曰：“此必李业等所诬构，事可陈论，何须自弃。”于是争劝威入朝，乃率众南行。《周太祖纪》亦云，帝（郭威）途次又谓将校曰：“吾此来万不得已。然以臣拒君，宁论曲直。汝等不如奉行前诏，我以一死谢天子，实无所恨。”是郭威本志似尚能守臣节者。
案《魏仁浦传》，郭威得洪义所示密诏，即召仁浦于卧内，仁浦教威倒用留守印，更为诏书，令威诛诸将校，以激怒之。将校皆愤然效用，遂举兵渡河。是威方更诏书以欺众，讵肯以天子诛己之诏出示诸将，使奉诏杀己乎？本纪所云，诬饰显然。《欧史》帝纪则直书郭威反。
《周太祖纪》，汉隐帝遣慕容彦超拒郭威于刘子坡，王师败。威谓宋延渥曰：“尔国亲，可速往卫主上。”明日，望见帝旗在高坡之上，谓隐帝在其下，即免胄而前。左右劝止之，威曰：“吾君在此，又何忧焉。”及至，则隐帝已去矣。
案刘子坡之战，隐帝亲在阵中，威果欲自诉，何不于是时释甲趋谒，乃方遣何福进、王彦超、李筠等大合骑以乘之。既败王师，岂有明日又欲束身见主之理？且明日清晨，隐帝已为郭允明所弑，又安得有旌旗在高坡之上，其为饰说亦不待辨也。
隐帝既崩，郭威遣人迎湘阴公ど来即位。已而威至澶州，兵变入京。王峻闻ど已至宋州，虑左右变生，遣郭崇以七百骑往卫之。
案《十国春秋》，崇至宋州，ど召见于楼上，判官董裔说ど曰：“崇瞻视举措，必有异谋，不如杀之。”ど犹豫不决，崇遂幽ど于外馆。是峻之遣崇，本欲害ど于途也，而本纪反云卫之，尤属矛盾。《欧史》则直书，王峻遣郭崇以七百骑逆ど于宋州，杀之。
○薛史失检处
唐庄宗之被弑也，弟存霸自河中奔太原，存渥亦自洛与刘后奔太原。《薛史 符彦超传》谓，存霸至太原，与吕、郑二内官谋杀留守张宪及其部将符彦超。彦超觉之，部下大噪，宪出奔，军士杀存霸及吕、郑。而《张宪传》则谓，存渥奔太原，左右见其马已断饰，必战败而逃者，因欲杀吕、郑，系存渥以观变。宪不可，而彦超已诛吕、郑，军士大乱。是一事也，《彦超传》则以为存霸，《宪传》则以为存渥，殊属两歧。案存渥出奔，行至风谷，为部下所杀，惟存霸翦发为僧，求彦超庇护，而军士杀之。是与吕、郑同被杀者，乃存霸，非存渥也。《欧史》则宪、彦超二传皆书存霸。又南唐刘仁赡死守寿州，《薛史》则列在周书，盖以其有降表至周，世宗加以官秩，既没，又赠┰极隆，故列之于周臣也。然仁赡固守无二志，其子崇谏劝之降，即斩以徇。及病甚不知人事，副使孙羽诈为仁赡书以降，且舁至周营。世宗嘉其忠于所事，加爵进宫，诏出而仁赡已卒，是仁赡实未尝降也。《薛史 周纪》既书刘仁赡上表乞降，令其子崇让请罪，《仁赡传》亦云仁赡病急，翻然纳款。末又云，先斩其子崇谏，其后出降，乃欲保其后嗣，抑有由焉。是真谓仁赡之初抗节，而终改节矣。若非《欧史》辨明，岂不受诬千载邪！符彦饶斩白奉进之兵，奉进来责，彦饶麾下兵噪而杀奉进。已而军将马万等作乱，缚彦饶送京，诬其通范延光谋反，晋祖遂使人杀之于途。《薛史》竟称彦饶通延光反，伏诛。《欧史》则直书其事，谓以反诛非其罪也。可见《薛史》全据各朝实录，而不复参考事之真伪，此《欧史》之所以作也。
○薛史亦有直笔
薛史虽多回护处，然是非亦有不废公道者。列传诸臣多与居正同仕前朝，否则其子孙亦有与居正同官于宋者。赵延寿子廷赞，仕宋为庐、延等州节度使，而《延寿传》不讳其背晋附辽，求为辽太子之事。崔协子颂，仕宋为谏议大夫，而《协传》直书任圜讥其没字碑。符存审子彦卿，仕宋封魏王，而《存审传》不讳其少时犯罪将就戮，以善歌得妓者救免之事。王继弘子永昌，仕宋为内诸司使，而《继弘传》载其曾为高唐英将，唐英待之甚厚，后竟杀唐英，自为留后，曰：“吾侪小人，若不因利乘便，何以得志？”尹晖子勋，仕宋为防御使，而《晖传》不讳其反戈推戴唐废帝之事，传赞并谓因倒戈而杖钺，岂义士之所为。赵在礼孙廷勋，仕宋历岳、蜀二州刺史，而《在礼传》载其在宋州贪暴，及移镇，民相贺曰：“拔去眼中钉矣。”在礼闻之怒，又乞留宋一年，每户征钱一千，号“拔钉钱”。后契丹入汴，索在礼货财，在礼不胜愤，以衣带就马枥自缢死。安审琦三子皆仕宋为显官，而审琦妾通于隶人，遂与之通谋，杀死审琦之事，传中亦不讳。此足见其直笔，不以同官而稍有瞻徇也。他如高汉筠子贞文，仕宋为开封尹，而《汉筠传》历叙其洁己爱民，则以汉筠本良二千石也。高行周子怀德，仕宋为驸马都尉，而《行周传》叙其历官政绩，则以行周敝塑以慎重自处者也。此薛史之终不可没也。
○薛欧二史体例不同
《薛史 梁祖纪》开首即以帝称之；《欧史》则先称朱温，赐名后称全忠，封王后称王，僭位后始称帝。盖薛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列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薛史》凡除官自宰相至于刺史，皆书于本纪，几同腐烂朝报；《欧史》则但书除拜宰相及枢密使，其余不书，以省繁冗也。五代革易频仍，惟梁、唐创业，各三十余年，故其臣有始终在一朝者，其他未有不历仕数朝。《薛史》则以死于某朝者，即入于某朝传内，如张全义、朱友谦、袁象先等事迹多在梁朝，而编入《唐书》；杨思权佐唐废帝篡位，而编入《晋书》；冯道历唐、晋、汉、周皆为相，而编入《周书》。《欧史》则以专仕一朝者系于某朝，其历仕数朝者则另为杂传，以叙其历宦之迹，此又创例之最得者。
○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欧史》虽多据《薛史》旧本，然采证极博，不专恃薛本也。宋初《薛史》虽成，而各朝实录具在，观《通鉴考异》尚引梁太祖、唐庄宗《实录》，则欧公时尚在可知也。《欧史 郭崇韬传赞》云：“余读《梁宣底》”，则实录之外又有宣底等故籍，皆不遗也。刘句之《旧唐书》修成亦吸睹，其所援据底本，方藉以修《新唐书》，凡唐末交涉五代之事，又足资考订。至宋初诸臣记五代事者尤多。案《宋史》，范质尝述朱梁至周为《通录》六十五卷，（《质传》）王溥亦采朱梁至周为《五代会要》，共三十卷，（《溥传》）王子融集五代事，为《唐余录》六十卷。（《子融传》）路振采五代九国君臣事迹，作世家列传。（《振传》）郑向以五代乱亡，史多缺漏，著《开皇纪》三十卷。（《向传》）此外又有孙光宪《北梦琐言》、陶岳《五代史补》、王禹《五代史阙文》、刘恕《十国春秋》、龚颖《运历图》，见于《宋文志》及晁公武《读书志》者，皆在欧公之前，足资考订。其出自各国之书，如钱俨之《吴越备史》、《备史遗事》、汤悦之《江南录》、徐铉之《吴录》、王保衡之《晋阳见闻要录》，又皆流布。而徐无党注中所引证之《唐摭言》、《唐新纂》、《九国志》、《五代春秋》、《鉴戒录》、《纪年录》、《三楚新编》、《纪年通谱》、《闽中实录》等书，又皆欧所参用者。盖《薛史》第据各朝实录，故成之易，而记载或有沿袭失实之处。《欧史》博采群言，旁参互证，则真伪见而是非得其真，故所书事实，所纪月日，多有与旧史不合者，卷帙虽不及薛史之半，而订正之功倍之，文直事核，所以称良史也。
○欧史书法谨严
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也。《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其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如《梁纪》孙儒攻杨行密于扬州是也。以大加小曰伐，如《梁纪》遣刘知俊伐岐是也。有罪曰讨，如《唐纪》命李嗣源讨赵在礼是也。天子自往曰征，如《周纪》东征慕容彦超是也。攻战得地之名有二：易得曰取，如张全义取河阳是也。难得曰克，如庞师古克徐州是也。以身归曰降，如冯霸杀潞将李克恭来降是也。以地归曰附，如刘知俊叛附于岐是也。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妃某夫人为皇后，如《唐明宗纪》立淑妃曹氏为皇后是也。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如《唐庄宗纪》立刘氏为皇后是也。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其他书法亦各有用意之处。如《梁纪》书弑济阴王，王即唐昭宣帝也，不曰昭宣帝而曰济阴王者，逊位后梁所封之王，书之以著其实，又书弑以著梁罪也。襄州军乱，杀其刺史王班，不书王班死之，而以被杀为文者，智不足以卫身而被杀，不可以死节予之也。杀王师范，不曰伏诛而曰杀者，有罪当杀曰伏诛，不当杀则以两相杀为文也。郢王友反，反与叛不同，叛者背此附彼，反则自下谋上，恶逆更大也。反不书日者，反非一朝一夕，难得其日也。梁太祖、唐庄宗皆被弑，故不书葬。唐明宗考终，宜书葬矣，以贼子从珂所葬，故亦不书也。《梁纪》，天雄军乱，节度使贺德伦叛附于晋，乱首系张彦而书德伦者，责在贵者也；而德伦究不可加以首恶，而可责以不死，故书叛附于晋也。唐灭梁，敬翔自杀，翔因梁亡而自杀，可谓忠矣，不书死之而但书自杀，以梁祖之恶皆翔所为，故不以死节予之也。除官非宰相、枢密使不书，（说见前。）而《唐纪》书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栽接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者，著其授官之太滥也。《明宗纪》先书皇帝即位于柩前，继书魏王继岌薨，见其即位时君之子尚在，则其反不待辨而自明也。又书郭从谦为景州刺史，既而杀之，从谦弑庄宗，乃不讨而反官之，见明宗之无君也。其罪本宜诛，乃不书伏诛而书杀者，明宗亦同罪，不得行诛，故以两相杀为文也。秦王从荣以兵入兴圣宫，不克，伏诛，从荣本明宗子，以明宗病，恐不得立，以兵自助，故不书反，而擅以兵入宫，其罪当诛，故其死书伏诛也。《汉纪》，隐帝崩即书汉亡，隐帝被杀后，尚有李太后临朝，及迎湘阴公ど嗣位之事，汉犹未亡也，而即书汉亡，见太后临朝等事皆周所假托，非汉尚有统也。《周太祖纪》书汉人来讨，周祖篡汉得位，崇之于周，义所当讨，故书讨也。《世宗纪》书帝如潞川攻汉，不曰伐而曰攻者，曲在周也，此可见《欧史》本纪书法，一字不苟也。其列传亦有折衷至当者。死节分明，如王彦章、裴约、刘仁赡既列之《死节传》矣，尚有宋令询、李遐、张彦卿、郑昭业等，皆一意矢节，以死殉国，而传无之，则以其事迹不完，不能立传故也，然于本纪特书死之，以表其忠，固不在传之有无矣。张宪留守太原，庄宗被弑后，皇弟存霸来奔，或劝宪拘存霸以俟朝命，张昭又劝其奉表明宗，宪皆涕泣拒之。已而存霸为苻彦超军士所杀，宪出奔沂州，《薛史》书宪坐弃城赐死，欧独明其不然，然以其不死于太原，故亦不入于《死事传》，但书宪出奔沂州见杀而已。药彦稠、王思同皆以兵讨潞王从珂，为从珂所执而死，乃思同入《死事传》，而彦稠不入，则以思同词义不屈，系甘心殉国者，彦稠第被执见杀，不可竟以死节予之也。于此可见《欧史》之斟酌至当矣。
○欧史传赞不苟作
《欧史》纪传各赞，皆有深意。于《张承业传》则极论宦官之祸，而推明郭崇韬之死由于宦官之谮，使崇韬不死，其所将征蜀之兵皆在麾下，明宗能取庄宗之天下而代之哉。追原祸本，归狱貂，可谓深切著明矣。唐六臣张文蔚等押传国宝逊位于梁，此事与朋党何涉，而传赞忽谓此时君子尽去，小人满朝，故其视亡国易朝，恬不知怪，而所以使君子尽去者，皆朋党之说中之也。盖宋仁宗时，朝右党论大兴，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发端，警切时事，不觉其大声疾呼也！至《晋出帝纪赞》深明以侄为子而没其本生父为非，谓出帝本高祖兄敬儒之子，当时以为为高祖子则得立，为敬儒子则不得立，于是深讳其所生而绝之以欺天下，以为真高祖子也。《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自古虽出继为人后，未有绝其本生而不称父母者。“余书曰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者，以见其绝天性，臣其父而爵之也。”于《晋家人传赞》又反复申明之。则以当时濮议纷呶，朝臣皆以英宗当考仁宗，而以本生濮王为伯。欧公与韩琦等独非之，故因是以深斥其非礼也。可见《欧史》无一字苟作。
○欧史失检处
《欧史》亦有失检处。唐昭宗之被弑也，《李彦威传》则云，梁祖遣敬翔至洛，与彦威等谋弑之。《李振传》又云，梁祖遣振至洛，与彦威等谋弑之。此必有一误。《梁本纪》书朱友谦叛，杀同州节度使程全晖。而《全晖传》则云，全晖奔京师。是纪传两不符合。《薛史》则纪传皆称奔京师，当不误也。《罗绍威传》，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军，岁久益骄，至绍威时已二百年。案承嗣至绍威实止百五十年，《欧史》所云亦行文之误。《郑遨传》，遨与李振善，方振贵显，遨不一顾，振得罪南窜，遨徒步千里往视之。案振仕梁为枢密使，并无远谪之事，及唐灭梁，振即被诛，又未尝贬窜也，而遨传何以云耶？唐庄宗被弑后，其弟存霸奔太原。据《符彦超传》则云彦超欲留之，军士大噪，遂杀之。《张宪传》又云，宪欲纳之，彦超不从，存霸乃见杀。亦不画一。且《欧史》例以历仕数朝者入杂传，专仕一朝者入某朝传。氏叔琮、李彦威、李振、韦震皆只仕梁一朝，何以不入梁传而入杂传？元行钦先事刘守光，继降唐，何以反不入杂传，而列于《唐臣传》？此不免自乱其例也。至如宋太祖奋迹，全在周朝，建立战功，勋望由此大著。《薛史》于《周纪》一一叙之，如高平之战，则书今上先犯其锋；清流关之战，书今上破淮贼万五千人，擒皇甫晖、姚凤；六合之战，书今上大破江南军于六合；楚州之役，书今上在城北，亲冒矢石，登城拔之；迎銮江口之捷，书今上率战棹直抵南岸，焚栅而还。此皆宋太祖历试之迹也，欧史一概不书，但云周师击败之而已，岂以宋祖仕周为讳耶？然宋祖由周臣为军士拥立，固不能讳，亦不必讳也。居正在太祖时修史，必进御览，并不隐讳。《欧史》修于仁宗时，乃转讳之耶，盖第欲取其行文之简净耳。
○一产三男入史
一产三男、四男入史，自《旧唐书》始。《高宗纪》，嘉州辛道让妻一产四男，高苑县吴文威妻魏氏一产四男。《哀帝纪》，颖州汝阴县彭文妻一产三男。欧阳《五代史》仿之，亦载于本纪，如同光二年，军将赵晖妻一产三男是也。或以为瑞而记之，不知此乃记异耳。徐无党注云，此因变异而书，重人事故谨之。后世以此为善祥，故于乱世书之，以见其不然也。今案唐高宗后，即有武氏之祸，哀帝正当失国时，尚有此事。又《宋史》哲宗绍圣四年，宣州民妻一产四男；元符二年，河中猗氏县民妻一产四男。徽宗重和元年，黄岩民妻一产四男，未几即有金人之祸。可知一产三男、四男皆是变异，非吉祥也。
○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
宋太祖由陈桥兵变，遂登帝位。查初白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盖以为世所稀有之异事也。不知五代诸帝多由军士拥立，相沿为故事，至宋祖已第四帝矣。宋祖之前有周太祖郭威，郭威之前有唐废帝潞王从珂，从珂之前有唐明宗李嗣源，如一辙也。赵在礼为军士皇甫晖等所逼，据邺城叛，庄宗遣嗣源讨之。方下令攻城，军吏张破败忽纵火噪呼，嗣源叱之，对曰：“城中之人何罪，但思归不得耳。今宜与城中合势，请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嗣源涕泣谕之。乱兵呼曰：“令公不欲，则他人有之。我辈狼虎，岂识尊卑！”安重诲、霍彦威等劝嗣源许之，乃拥嗣源入城，与在礼合。率兵而南，遂得为帝。（见《霍彦威》等传。）此唐明宗之由军士拥立也。潞王从珂为凤翔节度使，因朝命移镇，心怀疑惧，遂据城拒命。愍帝命王思同等讨之，张虔钊会诸镇兵皆集，杨思权攻城西，尹晖攻城东。从珂登城呼外兵曰：“吾从先帝二十年，大小数百战，士卒固尝从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我实何罪而见伐乎？”因恸哭，外兵闻者皆哀之。思权呼其众曰：“潞王真吾主也。”即拥军士入城。晖闻之，亦解甲降。从珂由是率众而东，遂得为帝。（见《王思同》、《杨思权》等传。）此废帝之由军士拥立也。郭威以汉隐帝欲诛己，遂起兵犯阙，隐帝遇弑，威请太后临朝，又迎立湘阴公。会契丹兵入滑州，威率兵北伐，至澶州，军校何福进等与军士大呼，越屋而入，请威为天子，或有裂黄旗以加其身者，山呼震地，拥威南还，遂得为帝。（见汉、周各本纪。）此周祖之由军士拥立也。尚有拥立而未成者，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时，因出猎，军中忽有拥之呼万岁者，敬瑭惶惑不知所为，段希尧劝其斩倡乱者李晖等三十余人，乃止。（《希尧传》）敬瑭为帝后，命杨光远讨范延光，至滑州，军士推光远为主，光远曰：“天子岂汝等贩弄之物。”乃止。（《光远传》）符彦饶率兵戍瓦桥关，裨将张谏等迎彦饶为帅，彦饶伪许之，约明日以军礼见于南衙，遂伏甲尽杀乱者。（《彦饶传》）郭威自澶州入京，有步军校因醉扬言，昨澶州马军扶策，今我步军亦欲扶策。威闻急擒其人斩之，令步军皆纳甲仗，始不为乱。（《周本纪》）此皆拥立未成，故其事未甚著，然亦可见是时军士策立天子，竟习以为常。推原其始，盖由唐中叶以后，河朔诸镇各自分据。每一节度使卒，朝廷必遣中使往察军情，所欲立者即授以旄节。（见新、旧《唐书 藩镇传》。）至五代，其风益甚，由是军士擅废立之权，往往害一帅，立一帅，有同儿戏。今就唐末及五代计之，黄巢之乱，武宁节度使支详遣时溥率兵赴难，兵大呼反逐支详，推溥为留后。（《溥传》）青州王敬武卒，三军推其子师范为留后。（《师范传》）义武王处存卒，军中推其子郜为留后。李克用之起也，康君立等推为大同军防御使。朱本郓州指挥使，军中推为本州留后。天雄军乱，囚其节度使乐彦贞，并杀其子从训，聚而呼曰：“孰愿为节度使者？”罗弘信出应之，牙军遂推为留后。（《弘信传》）夏州李思谏卒，军中立其子彝昌为留后。赵在礼之被逼而反也，军士皇甫晖因戍兵思归，劫军将杨仁为帅，仁不从，晖杀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从，亦杀之。乃携二首诣在礼曰：“不从者视此！”在礼不得已从之，遂为其帅。如此类者，不一而足。计诸镇由朝命除拜者十之五六，由军中推戴者十之三四。藩镇既由兵士拥立，其势遂及于帝王，亦风会所必至也。乃其所以好为拥立者亦自有故，拥立藩镇，则主帅德之畏之，旬犒月宴，若奉骄子，虽有犯法，亦不敢问，如魏博牙兵是也。（说见后。）拥立天子，则将校皆得超迁，军士又得赏赐剽掠。如明宗之立，赵在礼即授沧州节度使，皇甫晖亦擢陈州刺史。杨思权叛降废帝于凤翔时，先谓废帝曰：“望殿下定京师后，与臣一镇，勿置在防御、团练之列。”乃怀中出一纸，废帝即书可宁节度使，后果与尹晖皆授节镇。同时立功之相里金、王建立亦擢节度使。周祖即位，亦以佐命之王峻为枢密使，郭崇为节度使。此将校之所以利于拥立也。至军士之得重赏，恣劫夺，更无纪极。明宗之入洛地，京师大乱，焚剽不息，明宗亟命止焚掠，百官皆敝衣来见。（《本纪》）废帝之反，愍帝遣兵讨之，幸左藏库，赏军人各绢二十匹、钱五千。军士负物扬言于路曰：“到凤翔更请一分。”（《康义诚传》）王师既降，废帝许以事成重赏，军士皆过望。及入立，有司献库籍甚少，废帝大怒。自诸镇至刺史，皆进钱帛助赏，犹不足，乃率民财佐用，囚系满狱，又借民屋课五月。（《卢质》、《李专美》等传》诸军犹不满欲，相与谣曰：“去却生菩萨，扶起一条铁。”（《本纪》）先是帝在凤翔，许入洛后，人各赏百缗，至是以禁军在凤翔降者杨思权等，各赏马二、驼一、钱七十缗，军士二十缗，在京者十缗。（《通鉴》）周太祖初至滑州时，王峻谕军士曰：“我得公处分，俟入京，许尔等旬日剽掠。”众皆踊跃。（《本纪》）及至汴，自迎春门入，诸军大掠，烟火四发。明日，王峻、郭崇曰：“若不禁止，比夜化为空城矣。”由是命诸将斩其尤甚者，晡时乃时。（《本纪》）而前滑州节度使白再荣已为乱军所害，侍郎张允坠屋死。（《隐帝纪》）安叔千家赀已掠尽，军士犹意其有所藏，掠不已，伤重，归于洛阳。（《叔千传》时有赵童子者，善射，愤军士剽掠，乃大呼曰：“太尉志除君侧之恶，鼠辈敢尔，乃贼也。”持弓矢据巷口，来犯者辄杀，由是保全者数十家。后周祖闻民间有赵氏当有天下之谣，疑此童子，遂使人诬告杀之。（《五代史补》）又赵凤见居民无不剽之室，亦独守里门，军不敢犯。（《凤传》）是周祖犯阙时，居民得免劫夺者，惟此二赵之里。其他自公卿以下，无不被害也。此军士之利于拥立也。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开辟以来一大劫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