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五
○宋封王之制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审琦卒，封琅琊郡王。高怀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倾心兴朝，宣力藩镇，故荣之以茅土也。其佐命功臣，惟赵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济阳郡王而已。（普后加封韩王。）至徽宗时，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确汝南郡王，封爵始滥。时宰相何执中卒，封清源郡王。郑居中卒，封华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贯，亦生封广阳郡王，名器猥亵，莫此为甚。南渡后，武臣封王者，韩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后追封蕲王。张俊生封清河郡王，后追封循王。杨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后追封和王。吴生封新安郡王，后追封信王。其死后追封者，吴涪王，岳飞鄂王。（宁宗时封。）刘光世安成郡王，（孝宗时封。）又加封王。文臣封王者，秦桧生封建康郡王，后追封申王。史浩追封会稽郡王，又加卫王。韩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弥远生封会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郑清之亦追封魏郡王。诸武臣多战功，疏封尚有说，文臣以权宠得之，亦太猥亵矣。此外则后族有封王者，其始皆子孙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审进为京兆郡王，真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郑王，郭后弟守文谯王是也。章献明肃刘后父通追封魏王，则以后垂帘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陇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惟仁宗张贵妃（追册温成皇后。）父尧封封清河郡王，此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仁宗慈圣光献曹后乃曹斌女孙，神宗时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韩王，父吴王，后弟佾亦封济阳郡王，则并及四代矣。英宗宣仁圣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继勋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后弟士逊、士林、侄公纪、公绘皆为王。神宗钦圣向后弟宗回永阳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时封。哲宗孟后父彦弼咸宁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则高宗时封。徽宗王后、郑后无封。韦贤妃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渊平乐郡王。钦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则钦宗所封也。高宗吴后父近吴王，弟益大宁郡王，盖新兴郡王。孝宗郭后父荣王，弟师永宁郡王，皆子为帝后所封。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则光宗时。封宁宗杨后弟次山永阳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宁宗时封。理宗谢后三代皆王，则度宗时封。
○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为军士拥戴，既登极，迁周恭帝及符太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庙于西京，遣官迁其神主，命周宗正郭以时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颖拜嵩陵、（太祖）庆陵。（世宗）建隆三年，郑王出居房州。开宝六年，郑王始殂，距禅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曰恭帝，命还葬庆陵之侧，陵曰顺陵。仁宗嘉四年，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诏周世宗后每郊祀录其子孙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神宗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思恭等为三班奉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讷袭封。徽宗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渡后高宗又令柴叔夏袭封崇义公，理宗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宋郊祀之费
宋制，每三岁一亲郊，大小各官皆得荫子。赵思诚疏言，寒士在部，须待数年之阙，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十年之后须万二千员，则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选者。是郊祀恩荫已极冗滥。此外又有赏赉，计每次缗钱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纟纟由平其直给之。景德郊祀至七百余万，东封又八百余万，祀汾上又百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自后历代郊祀常以为准。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万。后以西夏用兵，国计日绌，乃诏裁减郊祀所赐银绢，旧三四千者减一千，一千者减三百，百减二十，特著为令。然宝元元年，会计京师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以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岁过多云，则亦未为大减也。（俱见《食货志》。）神宗时，司马光曾疏请听百官辞南郊赏赉，不许。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贵于恩泽之多，乃浮费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为百官幸恩之端，真属无谓。且岁一亲郊，古今大礼，今反以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按范镇疏云，赋役繁重，转运使又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无名敛率不可胜数。然则南郊之费大概出于外僚科敛所进之羡余，是又因百官之滥恩，而万民之财力。立制抑何谬耶！
○宋制禄之厚
《宋史 职官志》载俸禄之制：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职钱惟给京朝官，外任者不给，因别有公用钱也。）元丰官制行，俸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亻兼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亻兼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亻兼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亻兼人皆有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更渡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炅宫、会炅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炅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炅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炅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著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炅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后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
○宋恩荫之滥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见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曰邛}、妻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王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
○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南渡后，吴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也。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王禹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传》。）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宋祁疏言：朝廷有三亢，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从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徽宗时，卢策疏言：皇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尚无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籴本钱。（亦见《蔡幼学传》。）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常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为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乎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曲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死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 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 钱徽传》。）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至五代时，郑珏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 珏传》。）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于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崔税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税曰：“孔英来矣。”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 传》。）此以势利舞弊者。后唐清泰中，■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宋史 薛居正传》）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 李度传》）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于郑珏，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珏惧，俾俱成名。（《薛史 珏传》）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其有稍示惩罚者，同光三年，礼部侍郎裴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复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免议。周广顺中，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遂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显德中，刘涛考试不精，王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复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宋初因之。开宝中，李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用情。帝怒，特命复试，多黜落者，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传》。）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于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于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复视。”遂著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复核，宜无有擅杀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球，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见《彦博传》。）舒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后母，至前，命杀之，不服，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传》。）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后，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
○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 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哲宗崩，辽使来吊祭，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吏 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ウ，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 完颜仲传》。）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 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 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见《宋史 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己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 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 蔡松年传》。）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张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 张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日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至西夏之于宋，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于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后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后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于宥州，不令至兴、炅，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 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其于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 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于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金宗翰等议，既为藩辅，奉表称臣，则朝廷诏至，当避正殿，与使者抗礼。金太宗诏曰：“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问起居，及归时有奏，则起立，余并行帝礼。”此又刘豫为子皇帝之仪注也。
宋初臣下少封王者。石守信卒，封武威郡王。王审琦卒，封琅琊郡王。高怀德卒，封渤海郡王。王景生封太原郡王，卒封岐王。此皆前代功臣，位本崇重，一旦倾心兴朝，宣力藩镇，故荣之以茅土也。其佐命功臣，惟赵普卒封真定郡王，曹彬卒封济阳郡王而已。（普后加封韩王。）至徽宗时，追封王安石舒王，蔡确汝南郡王，封爵始滥。时宰相何执中卒，封清源郡王。郑居中卒，封华原郡王。甚至奄人童贯，亦生封广阳郡王，名器猥亵，莫此为甚。南渡后，武臣封王者，韩世忠生封咸安郡王，后追封蕲王。张俊生封清河郡王，后追封循王。杨存中生封同安郡王，后追封和王。吴生封新安郡王，后追封信王。其死后追封者，吴涪王，岳飞鄂王。（宁宗时封。）刘光世安成郡王，（孝宗时封。）又加封王。文臣封王者，秦桧生封建康郡王，后追封申王。史浩追封会稽郡王，又加卫王。韩胄生封平原郡王。史弥远生封会稽郡王，死又追封越王。郑清之亦追封魏郡王。诸武臣多战功，疏封尚有说，文臣以权宠得之，亦太猥亵矣。此外则后族有封王者，其始皆子孙尊崇母后之族，如太祖追封杜太后弟审进为京兆郡王，真宗追封母李太后父英常山郡王，仁宗追封真宗潘后父美郑王，郭后弟守文谯王是也。章献明肃刘后父通追封魏王，则以后垂帘故。李宸妃弟用和封陇西郡王，亦以仁宗生母故。惟仁宗张贵妃（追册温成皇后。）父尧封封清河郡王，此为人主自封后族之始。仁宗慈圣光献曹后乃曹斌女孙，神宗时追封其曾祖芸魏王，祖彬韩王，父吴王，后弟佾亦封济阳郡王，则并及四代矣。英宗宣仁圣烈高后，神宗追封其父继勋康王，兄遵甫楚王。高宗又追封后弟士逊、士林、侄公纪、公绘皆为王。神宗钦圣向后弟宗回永阳郡王，宗良永嘉郡王，皆徽宗时封。哲宗孟后父彦弼咸宁郡王，弟忠厚信安郡王，则高宗时封。徽宗王后、郑后无封。韦贤妃为高宗生母，高宗封其弟渊平乐郡王。钦宗朱后父伯材恩平郡王，则钦宗所封也。高宗吴后父近吴王，弟益大宁郡王，盖新兴郡王。孝宗郭后父荣王，弟师永宁郡王，皆子为帝后所封。光宗李后三代皆封王，则光宗时。封宁宗杨后弟次山永阳郡王，其二子谷、石亦皆封王，亦宁宗时封。理宗谢后三代皆王，则度宗时封。
○宋待周后之厚
宋太祖为军士拥戴，既登极，迁周恭帝及符太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太后曰周太后。作周六庙于西京，遣官迁其神主，命周宗正郭以时祭享，又遣工部侍郎艾颖拜嵩陵、（太祖）庆陵。（世宗）建隆三年，郑王出居房州。开宝六年，郑王始殂，距禅位已十四年矣。宋祖素服发哀，辍朝十日，谥曰恭帝，命还葬庆陵之侧，陵曰顺陵。仁宗嘉四年，诏取柴氏谱系，于诸房中推最长一人，岁时奉周祀。寻录周世宗从孙柴元亨为三班奉职。（先是加恩郭氏，至是又恩及柴氏。）又诏周世宗后每郊祀录其子孙一人。至和四年，遂封柴咏为崇义公，给田十顷，奉周室祀，并给西京周庙祭享器服。神宗又录周世宗从曾孙思恭等为三班奉职。熙宁四年，崇义公柴咏致仕，子若讷袭封。徽宗诏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再官恭帝后为宣教郎，监周陵庙，世为三恪。南渡后高宗又令柴叔夏袭封崇义公，理宗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
○宋郊祀之费
宋制，每三岁一亲郊，大小各官皆得荫子。赵思诚疏言，寒士在部，须待数年之阙，今亲祠之岁，任子约四千人，十年之后须万二千员，则寒士有三十年不得选者。是郊祀恩荫已极冗滥。此外又有赏赉，计每次缗钱五百余万，大半以金银绫绢纟纟由平其直给之。景德郊祀至七百余万，东封又八百余万，祀汾上又百二十万。丁谓为三司使，著《景德会计录》，自后历代郊祀常以为准。仁宗享明堂，并增至一千二百万。后以西夏用兵，国计日绌，乃诏裁减郊祀所赐银绢，旧三四千者减一千，一千者减三百，百减二十，特著为令。然宝元元年，会计京师所入金帛一千九百五十万，而出者二千一百八十五万，是岁以郊祀故，出入之数视常岁过多云，则亦未为大减也。（俱见《食货志》。）神宗时，司马光曾疏请听百官辞南郊赏赉，不许。人主敬天，精意以享，何贵于恩泽之多，乃浮费如此？是人主昭事之典，反为百官幸恩之端，真属无谓。且岁一亲郊，古今大礼，今反以浮费之多，不得不改为三岁一举，是又因百官之沾被，成人主之怠弛，尤不可之大者也。按范镇疏云，赋役繁重，转运使又于常赋外进羡钱以助南郊，无名敛率不可胜数。然则南郊之费大概出于外僚科敛所进之羡余，是又因百官之滥恩，而万民之财力。立制抑何谬耶！
○宋制禄之厚
《宋史 职官志》载俸禄之制：京朝官宰相、枢密使，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绵五十两。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月四百千，节度、观察留后三百千，观察二百千，绫绢随品分给，其下亦以是为差。凡俸钱并支一分见钱，二分折支，此正俸也。其禄粟则宰相、枢密使月一百石，三公、三少一百五十石，权三司使七十石，其下以是为差。节度使一百五十石，观察、防御使一百石，其下以是为差。凡一石给六斗，米麦各半。熙宁中，又诏县令、录事等官，三石者增至四石，两石者增至三石，此亦正俸也。俸钱、禄米之外，又有职钱，御史大夫、六曹尚书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其下以是为差。（职钱惟给京朝官，外任者不给，因别有公用钱也。）元丰官制行，俸钱稍有增减。其在京官司供给之数皆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者，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视国初之数已优。至崇宁间，蔡京当国，复增供给食料等钱，如京仆射俸外又请司空俸，视元丰禄制更倍增矣。俸钱、职钱之外，又有元随亻兼人衣粮，（在京任宰相、枢密使，在外任使相至刺史，皆有随身，余止亻兼人。）宰相、枢密使各七十人，参知政事至尚书左右丞各五十人，节度使百人，留后及观察使五十人，其下以是为差。衣粮之外，又有亻兼人餐钱，（中书、枢密及正刺史以上，亻兼人皆有粮，余止给餐钱。）朝官自二十千至五千凡七等，京官自十五千至三千凡八等，诸司使副等官九等。此外又有茶酒厨料之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饲马刍粟之给，米面羊口之给。其官于外者别有公用钱，自节度使兼使相以下二万贯至七千贯凡四等，节度使自万贯至三千贯凡四等，观察、防、团以下以是为差。公用钱之外，又有职田之制，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团以下各按品级为差。选人使臣无职田者别有茶汤钱。建炎南渡，以兵兴，宰执请俸钱禄米权支三分之一；开禧用兵，朝臣亦请损半支给，皆一时权宜，后仍更渡制。此宋一代制禄之大略也，其待士大夫可谓厚矣！惟其给赐优裕，故入仕者不复以身家为虑，各自勉其治行，观于真、仁、英诸朝，名臣辈出，吏治循良，及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之毕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徇国者，惟宋末独多，虽无救于败亡，要不可谓非养士之报也。然给赐过优，究于国计易耗。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此宋制之不可为法者也。
○宋祠禄之制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自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乃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也。在京有玉清昭应宫、景炅宫、会炅观、祥源观等，以宰相执政充使，（王曾以次相为会炅观使，曹利用以枢密使领景炅宫，班在曾上。后曾进昭文馆大学士，为玉清昭应宫使，乃班利用上，见《王曾传》。充使者俸钱，玉清昭应宫月百千，景炅宫七十千，祥源观五十千，见《职官志》。）丞郎学士充副使，庶僚充判官、都监、提举、提点等，各食其禄。初设时员数甚少，后以优礼大臣之老而罢职者，日渐增多。熙宁中，王安石欲以此处异议者，遂著令宫观毋限员数，以三十月为一任。又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仙炅观置管干、提举等名，以此食禄，仍听从便居住。又诏除宫观者毋过两任；其兼用执政恩例者毋过三任。绍兴以来，士大夫之从驾南来者未有阙以处之，乃许承务郎以上权差宫观一次，（月得供给，各依资序，降二等支。）不限员数。后以陈乞者多，又定令稍复祖宗条法之旧，一任以定法，再任以示恩，（绍熙五年庆寿赦令，宫观岳庙已满不应再陈者，今因庆寿恩，年八十以上者，特许更陈一次。）京官二年，选人三年，皆于优厚之中寓限制之意。见《职官志》。
○宋恩荫之滥
荫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滥者。文臣自太师及开府仪同三司，可荫子若孙及期亲、大功以下亲并异姓亲及门客；太子太师至保和殿大学士，荫至异姓亲，无门客；中大夫至中散大夫，荫至小功以下亲，无异姓亲，武臣亦以是为差。凡遇南郊大礼及诞圣节，俱有荫补，宰相执政荫本宗、异姓及门客、医人各一人，太子太师至谏议大夫荫本宗一人，寺长贰、监以下至左右司谏荫子或孙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致仕荫补，曾任宰执及见任三少使相者荫三人，曾任三少及侍御史者荫一人，余以是为差。此外又有遗表荫补，曾任宰相及现任三少使相荫五人，曾任执政官至大中大夫以上荫一人，诸卫上将军四人，观察使三人，余以是为差。由斯以观，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可谓滥矣。（俱见《职官志》。）然此犹属定例，非出于特恩也。天圣中，诏五代时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孙听用荫，则并及于前代矣。明道中，录故宰臣及员外郎以上致仕者子孙，授官有差，则并及于故臣矣。甚至新天子即位，监司郡守遣亲属入贺，亦得授官，（见《司马旦传》。）则更出于常荫之外矣。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二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此以功臣加荫者也。李沆卒，录其子宗简为大理评事，婿苏{曰邛}、妻兄之子朱涛，并同进士出身；王旦卒，录其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授官者数十人，诸子服除，又各进一官；向敏中卒，子婿并迁官，又官亲校数人；王钦若卒，录其亲属及所亲信二十余人，此以优眷加荫者也。郭遵战殁，官其四子，并女之为尼者亦赐紫袍；任福战殁，官其子及从子凡六人；王战殁，官其三子；徐禧战殁，官其家十二人，此又以死事而优恤者也。范仲淹疏：请乾元节恩泽，须在职满三年者，始得荫子。则仲淹未奏以前，甫莅任即得荫矣。阎日新疏言：群臣子弟以荫得官，往往未离童龀即受俸，望自今二十以上始给。（《职官志》，凡荫嫡子孙不限年，诸子孙须年过十五，弟侄须过二十。此盖续定之制。）龚茂良亦疏言：庆寿礼行，若自一命以上覃转，不知月添给俸几何是。甫荫即给俸矣。朱胜非疏述宣和中谏官之论曰：“尚从竹马之行，已造荷囊之列。”则甫荫得服章服矣。熙宁初，诏齐密等十八州及庆渭等四州，并从中书选授，毋以恩例奏补。则他州通判皆可以荫官奏补矣。金安节疏言：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则恩荫并听其鬻卖矣。（以上俱见各本传。）其间虽有稍为限制者，神宗诏：诸臣年七十以上直除致仕者，不得推恩子孙。（见《职官志》。）又诏：任子自一岁一人者，改为三岁一人；自三岁一人者，改为六岁一人。孝宗诏：七十不请致仕者，遇郊不得荫补。又诏：终身任宫观人毋得奏子。此虽略为撙节，然所减损究亦有限。朝廷待臣下固宜优恤，乃至如此猥滥，非惟开幸进之门，亦徒耗无穷之经费，竭民力以养冗员，岂国家长计哉。
○宋恩赏之厚
宋制，禄赐之外，又时有恩赏。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此以宰执大臣也。雷有终平蜀有功，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此以功臣也。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此以藩镇大臣也。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宋、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即各赐钱三百万。知制诰，又赐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史，赐钱三十万。魏廷式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抟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班仅庶僚，非有殊迹，亦被横赐。甚至魏震因温州进瑞木，作赋以献，遂赐银二千两，毋亦太滥矣。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宜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进金钱助山陵费。不许。此可见宋代恩赏之大概也。南渡后，吴卒，赐钱三十万。蜀将郭浩、杨政各赐田五十顷。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吴卒，高宗已为太上皇，赐银千两。盖南宋幅员狭而赋税少，匪颁亦稍减也。
○宋冗官冗费
宋开国时，设官分职，尚有定数。其后荐辟之广，恩荫之滥，杂流之猥，祠禄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纪极。真宗咸平四年，有司言减天下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所减者如此，未减者可知也。王禹言：臣籍济州，先时止有一刺史、一司户，未尝废事。自后有团练推官一人，又增置通判、副使、判局、推官，而监酒榷税又增四人，曹官之外又益司理。一州如此，天下可知。（见《禹传》。）杨亿疏言：员外加置，无有限数，今员外郎至三百余人，郎中亦百数，自余太常国子博士等又不下数百人，率为常参，不知职业之所守，只以惠泽而序迁。（见《职官志》。）宋祁疏言：朝廷有三亢，天下官无定员，一冗也。州县不广于前，而官倍于旧，请立限员以为定法，其门荫、流外、贡举等科，俟阙官时，计员补吏。又曰：使相节度，为费最多。节相之建，或当边镇，或临师屯，公用之钱所以劳众享宾也。今大臣罢黜，率叨恩除，从糜邦用，莫此为甚。请自今非边要无师屯者，不得兼节度，已带节度者，不得留近藩及京师。（见《祁传》。）范坦亦言：户部岁入有限，今节度使至八十余员，留后至刺史又数千人，自非军功得之，宜减其半俸。（见《坦传》。）按《向经传》：方镇有公使钱，例私以自奉，去则尽入其余。大臣罢退，多优以节度空名，待制以下亦或带留后、刺史等衔，其应得之分例，亦与现任者同，故祁、坦皆欲减之。此又冗官之上更加冗费也。徽宗时，卢策疏言：皇所入三千九百万，而费才三之一；治平四千四百万，而费五之一；熙宁五千六十万，而费尽之。今诸道随月所需，汲汲然不能终日矣。此犹北宋全盛之时已如此，南渡以后，幅员既少而耗费更多。廖刚疏言，刘晏以一千二百万贯供中原之兵而有余，今以三千六百万贯供川、陕一军而不足。川、陕兵数六万八千四百四十九人，内官员万一千七员，兵士所给钱比官员不及十分之一，则冗员在官不在兵。（见《刚传》。）此军官之冗费也。汪应辰疏言：班直转官三日而堂吏食钱万缗，工匠洗器仅给百余千而堂吏食钱六百千，塑显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钱已支三万、银绢六百两匹。（见《应辰传》。）此堂吏之冗费也。举此类推，国力何以支乎？
○南宋取民无艺
宋初国用虽滥，然主皆恭俭。吏治亦，尚无甚病民之事。自王安石行青苗等法而民始受害，（时又有免役钱，有常平积剩钱，有无额上供钱，见《蔡幼学传》。）然犹为富国强兵起见也。至徽宗时，蔡京当国，专以“丰亨豫大”之说蛊惑上心，动引《周官》“惟王不会”为词，遂至取民无艺。是时赋税之外，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户部钱物，裒敛各不相知，肆行催索。又有大礼进奉银绢，有赡学籴本钱。（亦见《蔡幼学传》。）宇文粹中疏言：朝廷支用一切取给于民，陕西上户多弃产而居京师，河东富人多弃产而入川蜀，是西北之受害可知。甚至花石纲之扰，运一石民间用三十万缗，而东南又大困。南渡后，因军需繁急，取民益无纪极。有所谓经制钱者，本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创杂征之法，因以为名。建炎中，高宗在扬州，四方贡赋不至，吕颐浩、叶梦得言：亨伯常设此制，宜仿行之，以济缓急。于是课添酒钱、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令各路宪臣领之，通判掌之。绍兴五年，孟庾提点财用，又请以总制司为名，因经制之额，增析为总制钱。州县所收头子钱，贯收二十三文，以十文作经制上供，以十三文充本路用，他杂税亦一切仿此。其征收常乎钱物，旧法贯收头子钱五文，亦增作二十三文，除五文依旧法外，余悉入总制。乾道中，又诏诸路出纳，贯添收十三文，充经总制钱。自是每千收五十六文矣。此二项通谓之经总制钱。又有所谓月桩钱者，绍兴二年，韩世忠军驻建康，吕颐浩等议，令江东漕臣每月桩发大军钱十万缗供亿，漕司不量州军之力，一例均科，于是州县横征，江东、西之害尤甚。又有所谓板帐钱者，输米则收耗利，交钱帛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赃而课其入，索盗赃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除而抑纳。有司固知其非法，而以板帐钱太重，不能不横征也。熙五年，湖北漕臣言：绍兴九年，诏财赋十分为率，留一分以充上供，自十三年始，每年增二分。鄂州元额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余缗，今增至十二万九千余缗。岳州旧额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民力凋敝，实无从出。此在孝宗有道之时，已极削之害也。（以上皆见《食货志》。）此外又有和买折帛钱，先是咸平中马元方建言：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先支钱而后输绢，民本便之，其后则钱盐分给，又其后则直取于民。林大中疏言：今又不收其绢，令纳折帛钱，于是以两缣折一缣之直。（见《大中传》。）是南渡后之折帛，比青苗法更虐矣。赵开总四川财赋，尽征榷之利，至大变酒法，曲与酿具官悉自置，听酿户以米赴官自酿，斛输钱三千，头子钱二十二，其酿之多寡，不限以数，惟钱是视。时张浚驻兵兴元，期得士死力，以图克复，旬犒月赏，费用不赀，尽取办于开。开于食货，算无遗策，供亿常有余，而遗法讫为蜀中百年之害。（见《开传》。）至贾似道创议买公田，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六郡，共买田三百五十余万亩，令民以私家之租为输官之额。（见《似道传》。）于是民力既竭，国亦随亡。统观南宋之取民，盖不减于唐之旬输月送，民之生于是时者，不知何以为生也。
○宋军律之弛
五代自石敬瑭姑息太过，军律久弛，丧师蹙地，一切不问。周世宗鉴其失，高平之战，斩先逃之樊爱能、何徽及将校七十余人，于是骄将惰兵无不知惧，所以南取江淮，北定三关，所至必胜也。宋太祖以忠厚开国，未尝戮一大将，然正当兴王之运，所至成功，固无事诛杀。乃太宗、真宗以后，遂相沿为固然，不复有驭将纪律。如太宗雍熙四年，刘廷让与契丹战于君子馆，廷让先约李继隆为援，及战，而继隆不发一兵，退保乐寿，致廷让一军尽没，廷让仅以数骑脱归。是继隆之罪，必宜以军法从事，而太宗反下诏自悔，而释继隆不问。真宗咸平三年，契丹入寇，宋将傅潜拥步骑八万不敢战，闭城自守。部将范廷召求战，不得已分兵八千与之，仍许出师为援。廷召又乞援于康保裔，保裔援之，力尽而死，而潜之援兵不至。帝仅流潜于房州。是时钱若水谓潜既不能制胜，朝廷又不能用法，力请斩之，不听。仁宗时，夏人寇塞门砦，砦中兵才千人，赵振在延安，有众八千，砦被围已五月，告急者数至，振仅遣百人往。砦遂陷，砦主高延德、监押王继元皆没于贼。庞籍秦劾振，乃仅贬白州团练使。（俱见各本传。）兵凶战危，非重赏诱于前，严诛迫于后，谁肯奋死决胜？乃继隆等拥重兵，坐视裨将之覆军丧命而不顾，军政如此，尚何以使人？此宋之所以不竞也。
○宋科场处分之轻
唐时有通榜例。陆贽知贡举，以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凡肃、元翰所荐皆取之。（《唐书 贽传》）如崔群以梁肃荐为公辅器，贽遂取中是也。（《群传》）韩愈负文名，遇举子之有才者辄为延誉，并言于知贡举之人，往往得售，故士争趋之。（《文献通考》）然通榜必视其才，时尚无糊名之例，见名甄拔，果当其才，人亦服其公而无异议。其以徇私得中者，唐钱徽知贡举，段文昌属以杨浑之，李绅亦托以周汉宾，及榜发皆不中选，而取中有李宗闵之婿苏巢，杨汝士之弟殷士，文昌遂奏徽取士不公。穆宗命王起、白居易重试，内出题目《孤竹管赋》、《鸟散余花落诗》，举子多不知出处，被黜者孔温业、赵存约等十人，遂贬徽江州刺史，李宗闵剑州刺史，杨汝士开江令。（《旧唐书 钱徽传》。）是唐时科场之处分本轻。至五代时，郑珏举进士数不中，张全义为之属有司，乃及第。（见《欧史 珏传》。）桑维翰应举，亦张全义言于有司得第。（《洛阳缙绅旧闻记》）崔税将知贡举，有举子孔英者，素有丑行，宰相桑维翰谓税曰：“孔英来矣。”不喻其意，反疑维翰属之，乃考英及第。（见《薛史 传》。）此以势利舞弊者。后唐清泰中，■导知贡举，将锁院，刘涛荐薛居正必至台辅，导取之，后果为相。（《宋史 薛居正传》）李度工诗，有“醉轻浮世事，老重故乡人”之句，枢密使王朴录其句，荐之知贡举申文炳，遂擢度第三人。（《宋史 李度传》）此亦通榜之余风，虽非以势利起见，然知其人而取之，究亦弊也。聂屿与赵都同赴举，都纳赂于郑珏，报明日当登第，屿闻不捷，乃大诟来人以恐之，珏惧，俾俱成名。（《薛史 珏传》）是竟以贿赂得第矣。五代乱世，此等作奸舞弊之事，习以为常，固无足怪。其有稍示惩罚者，同光三年，礼部侍郎裴知贡举，所取新及第进士符蒙正等干物议，特诏翰林学士卢质复试，王澈改第一，桑维翰第二，符蒙正第三，成僚第四，既无黜落，裴免议。周广顺中，赵上交知贡举，有新进士李观不当策名，物议喧然，中书门下以观所试诗赋失韵，遂黜之，并谪上交官，由侍郎降詹事。（见《上交传》。）显德中，刘涛考试不精，王朴劾之。世宗命翰林学士李复试，黜者七人，涛坐降谪。（见《涛传》。）又刘温叟考进士，得十六人，有谮之者，帝怒，黜十二人，温叟左迁。（见《温叟传》。）是五代时虽有科场处分，不过降秩，宋初因之。开宝中，李知贡举，贡士徐士廉击登闻鼓，诉用情。帝怒，特命复试，多黜落者，责授太常卿。（见本纪及《传》。）真宗时，三司使刘师道以弟几道举进士，属考官陈尧咨，时已糊名考校，乃于卷中为识号，遂擢第。已而事泄，诏几道落籍，永不预举，师道责忠武军行军司马，尧咨责单州团练使。此五代及宋科场处分大概也。惟王钦若知贡举，有任懿者托素识钦若之僧惠秦，赂以白金二百五十两。会钦若已入院，僧属其门客达于钦若妻李，李遣奴祁睿入院，书懿名于其臂及白金之数，以告钦若，遂得中。后事泄，钦若反委罪于同知举官洪湛，湛遂远贬。（见《钦若》及《湛传》。）以有赃贿，故处分较重。然纳贿舞弊，仅至窜谪，科场之例亦太弛纵矣。
○定罪归刑部
宋太祖尝谓宰相曰：“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如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奏闻，付刑部复视。”遂著为令。此建隆三年所定也。（见本纪。）自有此制，天下重狱皆须候部复核，宜无有擅杀者矣。然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诘问得实，即命斩之，观书如故。（见《及传》。）张咏知益州，有小吏，以罪械其颈，吏恚曰：“非斩某，枷不得脱。”咏即命斩之。（见《咏传》。）范正辞奉诏料州兵送京，有王兴者惮行，以刃伤其足，正辞斩之。兴妻诣登闻鼓院上诉，太宗以正辞有威断，特擢之。（见《正辞传》。）王济知睦州，有狂僧突入州廨，出妖言，济与转运使陈尧佐按实斩之。（见《济传》。）吕公弼知成都，营卒犯法，不受杖，曰：“宁以剑死。”公弼曰：“杖者国法，剑汝自请。”乃杖而斩之。（见《公弼传》。）文彦博知益州，方宴击球，闻外喧甚，乃卒长杖一卒不伏。呼入问状，令引出与杖，又不受。复呼入斩之，竟球乃归。（见《彦博传》。）舒为临海尉，有民詈逐后母，至前，命杀之，不服，起手斩之，投劾去。（见《传》。）定罪既归刑部，乃尚有擅杀如数公者。按郑疏谓：军法便宜止行于所辖军伍，其余当奏朝廷，然则军政原有便宜行法之条。如张咏在益州，正当王均、李顺等叛乱之后，固宜用重典以儆凶顽，其余亦皆军士之玩法者，故不妨概以便宜处之欤。舒以小吏而擅杀逆子，虽不悖于律，而事非军政，官非宪府，生杀专之，亦可见宋政之太弛也。
○宋辽金夏交际仪
《金史》有《交聘表》，凡与宋、夏、高丽和战庆吊之事，开卷了如。然宋之与为邻者，比金较多，则《宋史》益宜有《交聘表》，乃反无之，此修史者之疏也。大概两国交际，每重在仪节之间。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故辽使常稍屈。《宋史 程琳传》：契丹遣萧蕴、杜防来，蕴出坐位图示琳曰：“中国使者坐殿上高位，今我位乃下，请升之。”琳曰：“此真宗所定，不可易也。”乃已。然则真宗初定和议时，宋使至辽，燕享之礼较尊于辽使之至宋矣。然辽人亦往往故自尊大，不肯稍屈。程师孟使辽至涿州，契丹来迓者正席南面，涿州官西向，而设宋使席东向，师孟不肯就坐，叱傧者易之，乃与迓者东西相向。（见《师孟传》。）吴奎使契丹归，遇契丹使于途，契丹以金冠为重，纱冠次之，旧时两使相见必重轻适均，至是契丹使服纱冠，奎乃亦杀其仪以见。（见（奎传》。）沈立使契丹，适其国行册礼，欲令从其国服，否则见于门。立曰：“北使来南，未尝令其变服，况门见耶？”乃止。（见《立传》。）哲宗崩，辽使来吊祭，胡宗炎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礼折之，须其听命乃相见。（见《宗炎传》。）辽道宗遣使以己像来求徽宗画像，未报而道宗殂，天祚帝立，复以为请。宋使张升往，欲先得其新主像，乃谕之曰：“昔文成弟为兄屈，尚先致敬，况今伯父耶？”天祚帝乃以己像先来。（见《升传》。）此宋、辽兄弟之国使命往来故事也。至宋与金交际之仪，则前后不同。据《金史》：使张通古至江南，宋主欲南面，使通古北面，通古不肯，索马欲北归，宋主乃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书诏拜起皆如仪。（见《金吏 张通古传》。）然《宋史》本纪：通古至，帝以方居谅ウ，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又《桧传》及《王伦》、《李弥逊》、《勾龙如渊》等传皆言金使来，朝议汹汹，桧迫于公议，属王伦力言于通古等，听桧就馆受书，以省吏朝服导引，纳其书禁中，自是当日实事。而《通古传》所云拜诏如仪者，或通古归自诩之词也。至宋孝宗与金世宗重定和议，则改奉表为国书，称臣为侄，凡报聘皆用敌国礼。（《孝宗纪》）然金使至宋，宋主尚有起立受书之仪。金完颜仲初为报问使，仲奏请与宋主相见仪，世宗曰：“宋主起立接书则授之。”及至宋，如礼。（《金史 完颜仲传》。）孝宗尝欲改受书仪，遣范成大至金陈奏，世宗不允。后金遣完颜璋贺宋正旦，宋使人就馆取书而去，璋还，杖一百，除名。金遣梁肃来诘问，宋仍以书谢。（见《金史 完颜璋传》。）次年，刘仲诲来贺正旦，宋仍欲变接书仪，仲诲不可，乃仍用旧仪。（按此事《宋史》有错误处。《孝宗纪》云：璋来贺正旦，以议受书仪不合，诏俟改日，别以太上皇旨，姑听仍旧，是璋初未尝失礼也。而《金史 璋传》以使事失礼归杖黜，则在宋亏礼之处自是实事。《宋史》所云：以太上皇诏姑仍旧礼者，盖次年刘仲诲贺正旦之事，误记于璋至之日耳。）已而金使乌林答天锡来贺会庆节，要孝宗降榻问金主起居，帝不许，天锡跪不起，宰相虞允文请帝还内，令使者明日随班上寿。（见《宋史 孝宗纪》及《允文传》。）盖又因宋就璋馆取书之事，故欲宋加礼以为报复，而孝宗遽起入内，亦一时机变也。又金黄久约为贺宋生日副使，适宋馆伴正使病，欲以馆伴副使代正使行事，久约曰：“倘副使亦病，则将以都辖、掌仪等行礼乎？”竟令正使独前行，己与馆伴副使联骑。（见《金史 黄久约传》。）盖两国交际仪节有关国体，故各不肯自屈耳。至两国使臣朝贺时，则皆有山呼舞蹈之礼。金海陵爱宋使山呼声，使神卫军习之。（见《金史 蔡松年传》。）是宋使至金山呼也。金张使宋，以世宗大行在殡，受赐不舞蹈。（见《金史 张传》。）是金使至宋，非国丧亦舞蹈也。又两国彼此有避讳之法，金海陵立太子光英，宋改光化军为通化军，光州为蒋州。金章宗以完颜匡为贺宋正日使，命权易名弼，以避宋讳。（见《金本纪》。）此又彼此避讳故事也。至西夏之于宋，初李继迁、德明父子本臣属于宋，自元昊自立为帝，不复称臣，后议和，但称“男邦泥定国兀卒”。兀卒者，译言吾祖也，宋以词不顺，未之许。后再定和议，宋册为夏国主，约称臣，奉正朔，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使至其国，用宾客礼。然使至常馆于宥州，不令至兴、炅，而元昊自帝其国中自若也。（《宋史 杨告传》）：告为西夏旌节官告使，元昊专席自尊，告徙坐宾位，元昊不能屈。此盖初册封时之事。）其于辽、金二朝亦称臣，而交际之仪稍异。金世宗问张汝弼曰：“夏、高丽皆称臣，我使者至高丽，与王抗礼，夏王则立受使者拜，何也？”左丞完颜襄曰：“辽、夏本甥舅国，夏以辽公主故，受使者拜。本朝与夏约，遵用辽礼故耳。”汝弼曰：“行之已数十年，不可改也。”世宗从之。（见《金史 张汝弼传》。）此可见西夏之于辽、金，虽称臣而受其使拜，与宋所定与使臣宾主相见之礼不同矣。及金哀宗时，重与夏国议和，则夏并不复称臣，但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书称弟而已。（见《金哀宗本纪》。）刘豫受金册为齐帝时，金宗翰等议，既为藩辅，奉表称臣，则朝廷诏至，当避正殿，与使者抗礼。金太宗诏曰：“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惟使者始至躬问起居，及归时有奏，则起立，余并行帝礼。”此又刘豫为子皇帝之仪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