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五·奏议卷九
谏院进札子七首
论讨蛮贼任人不一札子〈庆历四年〉
臣尝患朝廷虑事不早，及其临事，草草便行，应急仓皇，常多失误。昨湖南蛮贼初起，自升州差刘沆知潭州，授龙图阁学士，令专了蛮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杨畋作提刑，又令专了蛮事。畋未到，续后又差周陵为转运使，令专了蛮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王丝安抚，令专了蛮事。王丝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专了蛮事。不惟任人不一，难责成功。兼此数人一时到彼，不相统制，凡于事体，见各不同，使彼一方，从谁则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则用才不在人多；若遣不才，虽多适足为害。此臣所谓临事仓皇，应急草草之失也。今刘沆自守方面，不可动。杨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动。徐的于数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后差去，可以专委责成。其间惟有王丝一人在彼无用，可先抽回。近闻丝有奏请，欲尽驱荆南土丁，往彼捉杀。臣曾谪官荆楚，备知土丁仔细，若果如此，则必与国家生患。朝廷已不从之，然丝处事可见矣。若丝到彼，默然端坐，并无所为，一任徐的等擘画，则丝在彼何用？自可召还。若以其身是台官，出禀朝命，耻以不才默坐于中，强有施为，窃虑的等不能制丝。又州县畏丝是朝廷差去，从其所见，误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张丝者，遂非偏执，曲庇于丝，不欲中道召回，彰己知人之失，护其不才之耻，未肯抽回。即乞谕徐的专了贼事，只令丝至一路州军遍行安慰讫即速还，庶不败事。取进止。 论湖南蛮贼可招不可杀札子〈庆历四年〉
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形虚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二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贼者，杀一人头赏钱十千，官军利赏，见平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除邓和尚、李花脚等数十头项外，其余随大小成火者不可胜数。今畋所击只一洞，所聚已二千余人，于二千人中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余时暂鸟散，必须复集。臣见自古蛮蜒为害者，不闻尽杀，须是招降。昨缘邵饰等失信于黄捉鬼，遂恐更难招诱。今若因畋小胜，示以恩威，正是天与招服之机，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头项者，因此小胜，传布捷声，其余诸处结集者分行招诱，借此声势，必可尽降，旬日之间，湖南定矣。若失此时，渐向夏热，以我所病之兵，当彼惯习水土之贼，小有败衄，则彼势复坚，不惟为害湖南，必虑自此贻朝廷忧患。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贼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敕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今湖南贼数虽多，然首恶与本贼绝少，其余尽是枉遭杀戮、逼胁为盗之徒，在于人情，岂忍尽杀？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则其功更大。仍乞明说此意，谕与杨畋。其赏典，乞少迟留，庶合事体。取进止。
再论湖南蛮贼宜早招降札子〈庆历四年〉 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新差杨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又未见其利也。盖以蛮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于东，则彼出于西；官兵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盘氏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徭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邓初起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徭惊惶至此。以此而言，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于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必未轻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余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击之又不可，且杀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罢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几招之，可使听命。臣亦广询南方来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难招。邓和尚等，大则希一班行，其次不过殿侍足矣。正蛮叛者，得一团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类，使安耕织，而岁输皮粟，得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击之不已，则其为害愈深。况渐近夏暑，南方?单湿，士卒不习水土，须虑死伤。仍恐迫之太急，则潭、郴、全、邵诸寨向化之蛮，皆诱胁而起，则湖南一路，可为国家之忧。臣欲乞速令两府大臣深究招杀之利害，共思长策，决定庙谋。若迁延后时，致彼猖炽，不幸官吏频遭杀害，则朝廷之体，难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则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圣明，断之在早。取进止。
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庆历四年〉
臣近风闻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枷禁沪等奏来。窃以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昨韩琦等自西来，闻有论奏，非以水洛为不便，但虑难得而难成。今沪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专委此事，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遂成衅隙。其间利害，臣请详言。国家近年边兵屡败，常患大将无权。今若更沮狄青，释放刘沪，则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边诸将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闻刘沪经营水洛城之初，奋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战取胜，然后诱而服从，乃是党留诸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翻然复叛，则今后边臣以威信招诱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城更无可成之期，兼沿边生户永无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来，诸将为国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得之，亦闻韩琦近在秦州，尝欲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遂无所成，则今后边将谁肯为国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闻水洛之戍，虽能救援秦州，而须借渭州应副。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水洛筑就，他时万一缓急，狄青怒沪异己，又欲遂其偏见，稍不应副，则水洛必须复失，此其不便四也。缘此之故，遂移青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谓利害甚多，最难处置者也。
臣谓今宜遣一中使，处分鱼周询等速令和解，务要两全，必先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为。役众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沪宜释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释之，使感卿惠。若他时出师临阵，有违进退之命者，任卿自行军法。”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青使赦汝，责汝卒事以自赎。”俟水洛功就，则又戒青：“不可因前曾异议，坚执不修，惟幸失之，遂己偏见。今后水洛缓急，尤须极力应副，万一小有疏失，则是汝挟情故陷之，必有重责。”如此，则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盖罪沪既不可，罢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关利害，伏望圣虑深思。取进止。
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庆历四年〉 臣伏见朝廷近为修水洛城事，虽已差鱼周询等就彼相度，风闻周询近有奏来，为水洛蕃族见狄青枷取刘沪等，因致惊搔，周询却乞将带沪等往彼，以此足验刘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了此事。臣谓必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尚虑议者必谓不可因小将而动大将。今若但移洙而不动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将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类前后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沪被移矣。如此，则于洙无损，于沪获全其功，于边防利便，三者皆获其利。若曲为尹洙、狄青，却将立功将校轻沮，则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护，轻沮武士。况今沪与洙争，而沪实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沿边武臣尽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耳。臣亦闻三者，惟沪尤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轻沮，则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沪若不在水洛，则蕃族恐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辑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于尹洙曲有党庇，则不与边防生患。此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望圣意断而行之。取进止。
论陈留桥事乞黜御史王砺札子〈庆历四年〉
臣伏睹朝廷近为王尧臣、吴育等争陈留桥事，互说是非，陛下俗尽至公，特差台官定夺。而王砺小人，不能上副圣意，挟公徇私，妄将小事张皇，称王尧臣与豪民有情弊，诬奏慎钺令凶吏潜行杀害，及妄称真宗皇帝朝移桥不便，致民切齿等事。及勘出事状，王尧臣元不曾受豪民请属，慎钺亦不曾令小吏潜行杀害，及据先朝日历内真宗皇帝亲谕王旦，为陈留桥损害舟船，特令修换。证验得王砺所言，悉是虚妄，上惑圣听。赖陛下圣明，慎于听断，不便轻信其言，别令吕觉根勘。今既勘出事状，方明王砺不公。伏以台宪之职，本要纠正纪纲，而砺但务挟私，欺罔天听，合行黜责。其罪有四：一曰谤黩先朝圣政。谨按日历书真宗皇帝亲谕王旦移桥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间利病，移得此桥为便。故史官书之，以彰圣政，为后世法。今王砺却称是真宗朝权臣受豪民献赂，移得此桥不便，民间至今切齿。若如王砺所说，即是真宗误信权臣移桥，致民怨怒，乃是当时阙政。今国史书桥便利，彰先帝圣政，王砺言移桥不便，是先朝阙政。臣不知国朝旧史可信，抑复王砺之言可凭？其虚妄谤黩之罪，可诛一也。二曰中伤平人，使今后劳臣不劝。臣见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画钱谷，至有强借豪民钱二十万贯，买天下官私物货，至税果菜之类，细碎刻剥。自尧臣在三司，不闻过外诛求，而即今财用不至大阙。亦闻南郊渐近，诸事亦稍有备。当此窘迫乏用之时，而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粗足，亦可谓劳能之臣。方当责其办事，今因移一桥小事，而王砺诬其与豪民有情，致兴大狱，及至勘出，并无情弊。是王砺不恤朝廷事体，当此乏用之际，将能干事之臣因小事妄加伤害，其罪二也。三曰诬奏平人为杀人贼。凡台官言事许风闻者，谓耳目不及之事，即许风闻。今王砺目见慎钺所遣小吏别无武勇，又无器仗，而称其有杀害之心。及至勘出，并无迹状，其罪三也。四曰挟私希旨。初，朝廷本为省、府互争，别选不干碍官定夺。王砺既吴育是举主，即合自陈，乞别差官，岂可谤黩先朝，希合举主？且砺言慎钺是尧臣所举，感惠必深，今砺是吴育举，岂不怀感？且吴育与王尧臣本无怨恨，各为论列本司公事，所见异同，乃是常事。但王砺小人，妄思迎合，张皇欺诳，其罪四也。且王砺谤黩先朝圣政之罪若不重责，则无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伤尧臣若不重责，则使劳能之臣不能安心展效；其诬奏慎钺遣吏杀害及挟私迎合举主之罪若不重责，则今后小人恣情妄作，狱讼必多。事系朝廷之体，臣忝谏诤，不可不言。其王砺，伏乞重行贬黜。取进止。
论王砺中伤善人乞行黜责札子〈庆历四年〉
臣近有札子，并曾面奏，为台官王砺特被差委，辄敢徇私，妄言王尧臣因移桥别有情弊等事，欺诳朝廷，上赖陛下圣明，再令推究，勘得尧臣并无私曲，已蒙圣恩释放。自王砺妄形弹奏，罗织无事之人，欲借国威，以报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闻尧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释，中外之士稍复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国之利。如砺善恶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试之以事，见其倾险之迹，则岂可更令滥处台宪，中伤善人？伏望圣慈，早行黜责，以戒在位倾邪之辈，兼亦使今后选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别造过愆。若砺不黜，窃虑今后被差委者动皆作过，则陛下无由使人。此事所系不细。取进止。
论讨蛮贼任人不一札子〈庆历四年〉
臣尝患朝廷虑事不早，及其临事，草草便行，应急仓皇，常多失误。昨湖南蛮贼初起，自升州差刘沆知潭州，授龙图阁学士，令专了蛮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杨畋作提刑，又令专了蛮事。畋未到，续后又差周陵为转运使，令专了蛮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王丝安抚，令专了蛮事。王丝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专了蛮事。不惟任人不一，难责成功。兼此数人一时到彼，不相统制，凡于事体，见各不同，使彼一方，从谁则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则用才不在人多；若遣不才，虽多适足为害。此臣所谓临事仓皇，应急草草之失也。今刘沆自守方面，不可动。杨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动。徐的于数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后差去，可以专委责成。其间惟有王丝一人在彼无用，可先抽回。近闻丝有奏请，欲尽驱荆南土丁，往彼捉杀。臣曾谪官荆楚，备知土丁仔细，若果如此，则必与国家生患。朝廷已不从之，然丝处事可见矣。若丝到彼，默然端坐，并无所为，一任徐的等擘画，则丝在彼何用？自可召还。若以其身是台官，出禀朝命，耻以不才默坐于中，强有施为，窃虑的等不能制丝。又州县畏丝是朝廷差去，从其所见，误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张丝者，遂非偏执，曲庇于丝，不欲中道召回，彰己知人之失，护其不才之耻，未肯抽回。即乞谕徐的专了贼事，只令丝至一路州军遍行安慰讫即速还，庶不败事。取进止。 论湖南蛮贼可招不可杀札子〈庆历四年〉
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形虚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二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贼者，杀一人头赏钱十千，官军利赏，见平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除邓和尚、李花脚等数十头项外，其余随大小成火者不可胜数。今畋所击只一洞，所聚已二千余人，于二千人中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余时暂鸟散，必须复集。臣见自古蛮蜒为害者，不闻尽杀，须是招降。昨缘邵饰等失信于黄捉鬼，遂恐更难招诱。今若因畋小胜，示以恩威，正是天与招服之机，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头项者，因此小胜，传布捷声，其余诸处结集者分行招诱，借此声势，必可尽降，旬日之间，湖南定矣。若失此时，渐向夏热，以我所病之兵，当彼惯习水土之贼，小有败衄，则彼势复坚，不惟为害湖南，必虑自此贻朝廷忧患。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贼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敕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今湖南贼数虽多，然首恶与本贼绝少，其余尽是枉遭杀戮、逼胁为盗之徒，在于人情，岂忍尽杀？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则其功更大。仍乞明说此意，谕与杨畋。其赏典，乞少迟留，庶合事体。取进止。
再论湖南蛮贼宜早招降札子〈庆历四年〉 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新差杨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又未见其利也。盖以蛮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于东，则彼出于西；官兵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盘氏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余山民莫徭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邓初起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徭惊惶至此。以此而言，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于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必未轻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余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击之又不可，且杀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罢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几招之，可使听命。臣亦广询南方来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难招。邓和尚等，大则希一班行，其次不过殿侍足矣。正蛮叛者，得一团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类，使安耕织，而岁输皮粟，得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击之不已，则其为害愈深。况渐近夏暑，南方?单湿，士卒不习水土，须虑死伤。仍恐迫之太急，则潭、郴、全、邵诸寨向化之蛮，皆诱胁而起，则湖南一路，可为国家之忧。臣欲乞速令两府大臣深究招杀之利害，共思长策，决定庙谋。若迁延后时，致彼猖炽，不幸官吏频遭杀害，则朝廷之体，难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则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圣明，断之在早。取进止。
论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刘沪等札子〈庆历四年〉
臣近风闻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枷禁沪等奏来。窃以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昨韩琦等自西来，闻有论奏，非以水洛为不便，但虑难得而难成。今沪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专委此事，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遂成衅隙。其间利害，臣请详言。国家近年边兵屡败，常患大将无权。今若更沮狄青，释放刘沪，则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边诸将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闻刘沪经营水洛城之初，奋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战取胜，然后诱而服从，乃是党留诸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翻然复叛，则今后边臣以威信招诱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城更无可成之期，兼沿边生户永无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来，诸将为国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得之，亦闻韩琦近在秦州，尝欲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遂无所成，则今后边将谁肯为国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闻水洛之戍，虽能救援秦州，而须借渭州应副。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水洛筑就，他时万一缓急，狄青怒沪异己，又欲遂其偏见，稍不应副，则水洛必须复失，此其不便四也。缘此之故，遂移青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谓利害甚多，最难处置者也。
臣谓今宜遣一中使，处分鱼周询等速令和解，务要两全，必先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为。役众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沪宜释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释之，使感卿惠。若他时出师临阵，有违进退之命者，任卿自行军法。”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青使赦汝，责汝卒事以自赎。”俟水洛功就，则又戒青：“不可因前曾异议，坚执不修，惟幸失之，遂己偏见。今后水洛缓急，尤须极力应副，万一小有疏失，则是汝挟情故陷之，必有重责。”如此，则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见其可。盖罪沪既不可，罢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关利害，伏望圣虑深思。取进止。
再论水洛城事乞保全刘沪札子〈庆历四年〉 臣伏见朝廷近为修水洛城事，虽已差鱼周询等就彼相度，风闻周询近有奏来，为水洛蕃族见狄青枷取刘沪等，因致惊搔，周询却乞将带沪等往彼，以此足验刘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了此事。臣谓必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尚虑议者必谓不可因小将而动大将。今若但移洙而不动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将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类前后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沪被移矣。如此，则于洙无损，于沪获全其功，于边防利便，三者皆获其利。若曲为尹洙、狄青，却将立功将校轻沮，则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护，轻沮武士。况今沪与洙争，而沪实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沿边武臣尽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城耳。臣亦闻三者，惟沪尤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轻沮，则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沪若不在水洛，则蕃族恐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辑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于尹洙曲有党庇，则不与边防生患。此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望圣意断而行之。取进止。
论陈留桥事乞黜御史王砺札子〈庆历四年〉
臣伏睹朝廷近为王尧臣、吴育等争陈留桥事，互说是非，陛下俗尽至公，特差台官定夺。而王砺小人，不能上副圣意，挟公徇私，妄将小事张皇，称王尧臣与豪民有情弊，诬奏慎钺令凶吏潜行杀害，及妄称真宗皇帝朝移桥不便，致民切齿等事。及勘出事状，王尧臣元不曾受豪民请属，慎钺亦不曾令小吏潜行杀害，及据先朝日历内真宗皇帝亲谕王旦，为陈留桥损害舟船，特令修换。证验得王砺所言，悉是虚妄，上惑圣听。赖陛下圣明，慎于听断，不便轻信其言，别令吕觉根勘。今既勘出事状，方明王砺不公。伏以台宪之职，本要纠正纪纲，而砺但务挟私，欺罔天听，合行黜责。其罪有四：一曰谤黩先朝圣政。谨按日历书真宗皇帝亲谕王旦移桥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间利病，移得此桥为便。故史官书之，以彰圣政，为后世法。今王砺却称是真宗朝权臣受豪民献赂，移得此桥不便，民间至今切齿。若如王砺所说，即是真宗误信权臣移桥，致民怨怒，乃是当时阙政。今国史书桥便利，彰先帝圣政，王砺言移桥不便，是先朝阙政。臣不知国朝旧史可信，抑复王砺之言可凭？其虚妄谤黩之罪，可诛一也。二曰中伤平人，使今后劳臣不劝。臣见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画钱谷，至有强借豪民钱二十万贯，买天下官私物货，至税果菜之类，细碎刻剥。自尧臣在三司，不闻过外诛求，而即今财用不至大阙。亦闻南郊渐近，诸事亦稍有备。当此窘迫乏用之时，而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粗足，亦可谓劳能之臣。方当责其办事，今因移一桥小事，而王砺诬其与豪民有情，致兴大狱，及至勘出，并无情弊。是王砺不恤朝廷事体，当此乏用之际，将能干事之臣因小事妄加伤害，其罪二也。三曰诬奏平人为杀人贼。凡台官言事许风闻者，谓耳目不及之事，即许风闻。今王砺目见慎钺所遣小吏别无武勇，又无器仗，而称其有杀害之心。及至勘出，并无迹状，其罪三也。四曰挟私希旨。初，朝廷本为省、府互争，别选不干碍官定夺。王砺既吴育是举主，即合自陈，乞别差官，岂可谤黩先朝，希合举主？且砺言慎钺是尧臣所举，感惠必深，今砺是吴育举，岂不怀感？且吴育与王尧臣本无怨恨，各为论列本司公事，所见异同，乃是常事。但王砺小人，妄思迎合，张皇欺诳，其罪四也。且王砺谤黩先朝圣政之罪若不重责，则无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伤尧臣若不重责，则使劳能之臣不能安心展效；其诬奏慎钺遣吏杀害及挟私迎合举主之罪若不重责，则今后小人恣情妄作，狱讼必多。事系朝廷之体，臣忝谏诤，不可不言。其王砺，伏乞重行贬黜。取进止。
论王砺中伤善人乞行黜责札子〈庆历四年〉
臣近有札子，并曾面奏，为台官王砺特被差委，辄敢徇私，妄言王尧臣因移桥别有情弊等事，欺诳朝廷，上赖陛下圣明，再令推究，勘得尧臣并无私曲，已蒙圣恩释放。自王砺妄形弹奏，罗织无事之人，欲借国威，以报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闻尧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释，中外之士稍复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国之利。如砺善恶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试之以事，见其倾险之迹，则岂可更令滥处台宪，中伤善人？伏望圣慈，早行黜责，以戒在位倾邪之辈，兼亦使今后选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别造过愆。若砺不黜，窃虑今后被差委者动皆作过，则陛下无由使人。此事所系不细。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