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二一·濮议卷二
或问：“罢议之诏有权罢之文。议者谓权罢者，有待之言也。盖朝廷迫于皇太后，不得已而罢，故云权罢者，欲俟皇太后千秋万岁后，复议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诬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诏虽无权字，他日别议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时台谏方吹毛求疵，以指为朝廷过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当深谋密计，岂肯明著诏令，以资言者之口？”
问者曰：“然则，何故云权罢？”答曰：“事体自当如此尔。追崇以彰圣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无中罢之理，今不得已而罢，当为迤逦之辞，故云权罢集议，更令礼官徐求典礼者，乃体当如此。此事人所易知，而吕诲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诬以有待之说也。先帝每语及此事，则不胜其愤，仰天而叹曰：‘天鉴在上，岂有此心！’”
或问：“皇太后既已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而手书复有称皇、称后等事，议者谓韩琦交结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请降手书，其称亲、称皇、称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书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韩琦使高居简请降手书，则又厚诬也。何以明之？若手书是韩琦所请，既降出便合奉行，岂敢却有沮难，又请上别降手诏也。以此而言，但见韩琦沮止手书称皇、称后二事，不见琦请降手书也。”
问者又曰：“然则，出于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于上意，亦当先谕中书商议，安得绝无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书虽欲不奉行，犹须再三论列，方可回圣意，岂有韩琦一言，上即从之，略无难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
问者又曰：“然则，称皇、称后，是哀、桓之事，中书以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吕诲表乃云‘致主之谋，不耻哀、桓之乱制’者，何谓也？”答曰：“此所以为厚诬也。且称亲、置园寝及称皇考，皆是汉宣、光武事，吕诲等指以为哀、桓之乱制，乃是指鹿为马尔。以此见其诬罔，何所不至也。据《汉书》，师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谥号既已前定，义不可复改。’据此，则恭王称皇，乃师丹许以为是者，故云不复改尔。昨国家于濮王固自不议称皇，就使称皇，亦是师丹所许者也。”
问者曰：“若此，则师丹当时与汉争论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国号而止称恭皇，及欲立庙京师尔。此二事，是师丹所争也。盖恭皇之号，常系于定陶，则自是于诸侯国称皇尔，与汉不相干也。若止称恭皇而不系以国，则有进干汉统之渐。又立庙京师，则乱汉宗庙。此师丹不得不争也。昨濮王既不称皇而立庙止在濮园，事无差僭，而吕诲等动以师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过举，诲等果争论何事也？”
问者曰：“诲等所论者称亲也，称亲果是乎？”答曰：“称亲是矣，此乃汉宣故事也。谨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孙。初，丞相蔡义议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后魏相始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至哀帝时，议毁汉庙不合礼经者，于是毁悼皇考庙在京师者。是时丞相平晏等百余人议：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由是言之，立庙京师则当毁，称亲置奉邑则自合经义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其父母报’是也。亲者，父母之称也。”
问者曰：“京师庙既毁，而又毁奉明园者，何也？” 答曰：“汉制，宗室诸侯王皆有园，悼皇考自合置园，初名奉明园，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后增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园为县，则僭天子之制矣，故议毁之也。今国家追崇濮王，其礼数三而已：称亲一也，置园二也，立庙三也。称亲则汉儒所谓应经义者也，置园则汉宗室诸侯王之制也，立庙则一品家庙之制也。如汉诸王庙当在本国，今濮国虚名，无立庙处，故即园而立庙尔。其依经合古，可以为万世法也。”
问者曰：“汉儒既以称亲为应经义，又以两统贰父为非者，何谓也？岂其议自相矛盾乎？”答曰：“两议皆是不相矛盾也。其初称亲而置邑也，止在下国，与汉朝不相干，故不违经义也。及其后立庙于京师，与汉祖宗并立。至元帝时，议毁亲尽之庙，时昭帝既以亲未尽不毁，悼皇考亦以亲未尽不毁，是则悼皇考与汉祖宗并为世数，此为两统贰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为世所谓违离祖统者，其议皆是也。使悼皇考庙在奉明园，而不与汉朝宗庙相干，岂有两统贰父之说乎？”
问者曰：“父有贰乎？”答曰：“何止贰也。父之别有五，母之别有八，皆见于经与礼。而父之别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后父也、同居继父也、不同居继父也。不同居继父者，父死而母再适人，子从而暂寓其家，后去而异居矣，犹以暂寓其家之恩，终身谓其人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亲也，反不得谓之父，是可谓不知轻重者也。”
问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对曰：“能深嫉为后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诏曰：‘有谓考为皇、称妣为后者，大臣共诛之。’然则，称皇与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各虽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 问者曰：“所生、所后父之名，徒见于礼文，而今世未尝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皆以所生父为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礼而违世异俗，其能使众论不喧乎？”答曰：“礼之废失久矣。始于闾阎鄙俚之人不知义礼者坏之，而士族之家因相习见，遂以成风。然国家之典礼则具存也。今士大夫峨冠束带，立于朝廷，号为儒学之臣，为天子议礼，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礼，〈谓《开宝通礼》、《五服年月》等书。〉而徇闾阎鄙俚之弊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无惭而不悔也，况所谓以养子所生为伯叔父者，今但行于私家尔。有司之议礼议律，则未尝不遵典礼也。方礼官议以濮王来皇伯也，是时王子融卒。
初，故相王曾之无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绎为后。及子融之死也，礼官议绎服所生父齐衰期而心丧三年。夫以子融为所生父，是典礼也；以濮王为伯，是闾阎之所称也。两议并发于一时，而为臣下议则用典礼，为天子议则用闾阎，其任情颠倒有如此，而人莫与之辨也。” 问者曰：“或谓所生父之名出于《丧服记》，止可为议服，而言其他不可称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养父杀其所生父，听其子告’者，又岂因议服而言乎？”
问者曰：“礼有明文，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圣人以立后为公，不畏人知，故不讳。不讳，则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义礼，以养子为私，畏人知之，故讳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为我生之子，故唯恐讳之不密也。尝试论之曰：古之不幸无子，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圣人许之，著之《礼经》而不讳也。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讳之则不胜其欺与伪也。故其苟偷窃取婴孩襁褓之子，讳其父母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则不得其一志尽爱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为其子者，亦自讳其所生而绝其天性之亲，反视以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乱其人鬼亲疏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曾禽兽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是大伪也。夫闾阎鄙俚之人之虑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窃欺伪不可以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圣人则不然，以为人道莫大于继绝，此万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讳哉？所谓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为人后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简易明白，不苟不窃，不欺不伪，可以为通制而公行者，圣人之法也。又以谓为人后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斩，而所生之亲恩有屈于义，故降其服以期。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讳，故著于《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自三代以来，有天下国家者，莫不用之。”
问者曰：“以濮王称亲，则于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圣至明也！知立后为公，不畏人知而不讳也。故明诏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则，濮安懿王者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谓简易明白，不苟不窃，不欺不伪者，圣人之法也。”
问者曰：“议者以谓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一于此也。〈此两制议称皇伯议状之文也。〉如是，则恭爱可专施于一而不分施于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爱，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过乎？”
答曰：“行路之人，遇其乡闾之长者与有德者，则必竦然有肃恭之容；遇其交游故旧久不相见者，则必欣然有欢爱之语。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爱，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为斯言者，谁乎？君子之为言也，度可行于己，然后可责于人。今斯人也偶不为人后耳，使其自度为人后，而能以不恭不爱待其父母，则能忍而为此言也。”
问者曰：“为人后而不绝其所生之恩者，施于臣民可矣。施于国家，而有宗庙社稷之重，则将干乎正统，奈何？”答曰：“濮园之称亲立庙，今二岁矣，而与宗庙朝廷了不相关也。其于正统有何所干乎？于此足以见言者之诬罔也，复何疑乎！”
问者曰：“然则，何故云权罢？”答曰：“事体自当如此尔。追崇以彰圣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无中罢之理，今不得已而罢，当为迤逦之辞，故云权罢集议，更令礼官徐求典礼者，乃体当如此。此事人所易知，而吕诲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诬以有待之说也。先帝每语及此事，则不胜其愤，仰天而叹曰：‘天鉴在上，岂有此心！’”
或问：“皇太后既已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而手书复有称皇、称后等事，议者谓韩琦交结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请降手书，其称亲、称皇、称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书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韩琦使高居简请降手书，则又厚诬也。何以明之？若手书是韩琦所请，既降出便合奉行，岂敢却有沮难，又请上别降手诏也。以此而言，但见韩琦沮止手书称皇、称后二事，不见琦请降手书也。”
问者又曰：“然则，出于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于上意，亦当先谕中书商议，安得绝无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书虽欲不奉行，犹须再三论列，方可回圣意，岂有韩琦一言，上即从之，略无难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
问者又曰：“然则，称皇、称后，是哀、桓之事，中书以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吕诲表乃云‘致主之谋，不耻哀、桓之乱制’者，何谓也？”答曰：“此所以为厚诬也。且称亲、置园寝及称皇考，皆是汉宣、光武事，吕诲等指以为哀、桓之乱制，乃是指鹿为马尔。以此见其诬罔，何所不至也。据《汉书》，师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谥号既已前定，义不可复改。’据此，则恭王称皇，乃师丹许以为是者，故云不复改尔。昨国家于濮王固自不议称皇，就使称皇，亦是师丹所许者也。”
问者曰：“若此，则师丹当时与汉争论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国号而止称恭皇，及欲立庙京师尔。此二事，是师丹所争也。盖恭皇之号，常系于定陶，则自是于诸侯国称皇尔，与汉不相干也。若止称恭皇而不系以国，则有进干汉统之渐。又立庙京师，则乱汉宗庙。此师丹不得不争也。昨濮王既不称皇而立庙止在濮园，事无差僭，而吕诲等动以师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过举，诲等果争论何事也？”
问者曰：“诲等所论者称亲也，称亲果是乎？”答曰：“称亲是矣，此乃汉宣故事也。谨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孙。初，丞相蔡义议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后魏相始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至哀帝时，议毁汉庙不合礼经者，于是毁悼皇考庙在京师者。是时丞相平晏等百余人议：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由是言之，立庙京师则当毁，称亲置奉邑则自合经义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其父母报’是也。亲者，父母之称也。”
问者曰：“京师庙既毁，而又毁奉明园者，何也？” 答曰：“汉制，宗室诸侯王皆有园，悼皇考自合置园，初名奉明园，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后增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园为县，则僭天子之制矣，故议毁之也。今国家追崇濮王，其礼数三而已：称亲一也，置园二也，立庙三也。称亲则汉儒所谓应经义者也，置园则汉宗室诸侯王之制也，立庙则一品家庙之制也。如汉诸王庙当在本国，今濮国虚名，无立庙处，故即园而立庙尔。其依经合古，可以为万世法也。”
问者曰：“汉儒既以称亲为应经义，又以两统贰父为非者，何谓也？岂其议自相矛盾乎？”答曰：“两议皆是不相矛盾也。其初称亲而置邑也，止在下国，与汉朝不相干，故不违经义也。及其后立庙于京师，与汉祖宗并立。至元帝时，议毁亲尽之庙，时昭帝既以亲未尽不毁，悼皇考亦以亲未尽不毁，是则悼皇考与汉祖宗并为世数，此为两统贰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为世所谓违离祖统者，其议皆是也。使悼皇考庙在奉明园，而不与汉朝宗庙相干，岂有两统贰父之说乎？”
问者曰：“父有贰乎？”答曰：“何止贰也。父之别有五，母之别有八，皆见于经与礼。而父之别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后父也、同居继父也、不同居继父也。不同居继父者，父死而母再适人，子从而暂寓其家，后去而异居矣，犹以暂寓其家之恩，终身谓其人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亲也，反不得谓之父，是可谓不知轻重者也。”
问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对曰：“能深嫉为后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诏曰：‘有谓考为皇、称妣为后者，大臣共诛之。’然则，称皇与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各虽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 问者曰：“所生、所后父之名，徒见于礼文，而今世未尝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皆以所生父为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礼而违世异俗，其能使众论不喧乎？”答曰：“礼之废失久矣。始于闾阎鄙俚之人不知义礼者坏之，而士族之家因相习见，遂以成风。然国家之典礼则具存也。今士大夫峨冠束带，立于朝廷，号为儒学之臣，为天子议礼，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礼，〈谓《开宝通礼》、《五服年月》等书。〉而徇闾阎鄙俚之弊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无惭而不悔也，况所谓以养子所生为伯叔父者，今但行于私家尔。有司之议礼议律，则未尝不遵典礼也。方礼官议以濮王来皇伯也，是时王子融卒。
初，故相王曾之无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绎为后。及子融之死也，礼官议绎服所生父齐衰期而心丧三年。夫以子融为所生父，是典礼也；以濮王为伯，是闾阎之所称也。两议并发于一时，而为臣下议则用典礼，为天子议则用闾阎，其任情颠倒有如此，而人莫与之辨也。” 问者曰：“或谓所生父之名出于《丧服记》，止可为议服，而言其他不可称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养父杀其所生父，听其子告’者，又岂因议服而言乎？”
问者曰：“礼有明文，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圣人以立后为公，不畏人知，故不讳。不讳，则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义礼，以养子为私，畏人知之，故讳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为我生之子，故唯恐讳之不密也。尝试论之曰：古之不幸无子，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圣人许之，著之《礼经》而不讳也。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讳之则不胜其欺与伪也。故其苟偷窃取婴孩襁褓之子，讳其父母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则不得其一志尽爱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为其子者，亦自讳其所生而绝其天性之亲，反视以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乱其人鬼亲疏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曾禽兽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是大伪也。夫闾阎鄙俚之人之虑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苟窃欺伪不可以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圣人则不然，以为人道莫大于继绝，此万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讳哉？所谓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为人后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简易明白，不苟不窃，不欺不伪，可以为通制而公行者，圣人之法也。又以谓为人后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斩，而所生之亲恩有屈于义，故降其服以期。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讳，故著于《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自三代以来，有天下国家者，莫不用之。”
问者曰：“以濮王称亲，则于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圣至明也！知立后为公，不畏人知而不讳也。故明诏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则，濮安懿王者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谓简易明白，不苟不窃，不欺不伪者，圣人之法也。”
问者曰：“议者以谓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一于此也。〈此两制议称皇伯议状之文也。〉如是，则恭爱可专施于一而不分施于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爱，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过乎？”
答曰：“行路之人，遇其乡闾之长者与有德者，则必竦然有肃恭之容；遇其交游故旧久不相见者，则必欣然有欢爱之语。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爱，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为斯言者，谁乎？君子之为言也，度可行于己，然后可责于人。今斯人也偶不为人后耳，使其自度为人后，而能以不恭不爱待其父母，则能忍而为此言也。”
问者曰：“为人后而不绝其所生之恩者，施于臣民可矣。施于国家，而有宗庙社稷之重，则将干乎正统，奈何？”答曰：“濮园之称亲立庙，今二岁矣，而与宗庙朝廷了不相关也。其于正统有何所干乎？于此足以见言者之诬罔也，复何疑乎！”